他的反省看起来谦卑，其实是傲慢。

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

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

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种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

谁都知道&ot;六百万&ot;这个数目，可是谁知道吉卜赛人被害数目?吉卜赛人没有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

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可能更是种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自己有太多现成的例子。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什么得到平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为什么还得不到补偿?因为前者配合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后者还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当我们看见李登辉率领官员在二二八纪念碑前鞠躬致敬时，我们能下什么结论‐‐台湾人能反省?台湾人不能反省?

恐怕什么结论都不能下。

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后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文化、历史、政治的条件牵制。

在看清这层层的牵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国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结论。

表面上，我们看见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的墓前献花下跪，也看见日本政府对战争索赔和慰安妇的控诉躲躲闪闪;相比较，中国人更是愤愤不平。

我倒是觉得，在愤怒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将愤怒的对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闪，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应该如何诠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成因为何?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为成因之一?

&ot;德国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ot;?可能不那么简单。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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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

向往

老朋友玛格特来访，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德文书，兴致勃勃地说：&ot;和你的孩子一块儿读，是写两个德国小孩在北京的故事。

&ot;

我接过书翻翻;1903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写1900年8月的北京。

插图上有拖着辫子的中国人。

我没说话。

晚上，玛格特像老祖母一样戴上老花眼镜，捧着书，搁起腿，让两个孩子簇拥在灯下说起故事来。

我就在花园里把抽长了的葡萄藤绕到栏杆上;月光里的葡萄叶子绿得发亮。

就寝前，十岁的孩子来到床边道晚安，说：&ot;那义和团的书很有意思，我们已经讲到第十页了。

&ot;

他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ot;可是，我觉得有点儿奇怪‐‐里面的中国人，妈妈，都是坏人呢!&ot;

我看看他，多么美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和困惑。

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会问，孩子，可是我该从哪里和你开始呢?

也许该从1792年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开始。

五艘船载了近七百个人，包括乔治国王的特使、画家、音乐家、科学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个月之后抵达了天津，在承德觐见了乾隆。

英国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馆以保障本国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我独尊的中国人却还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谓对等关系。

乾隆对马夏尔尼之不愿行叩头礼极为不悦：&ot;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

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

此驾驭外藩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