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能够拥有如此&ldo;群众基础&rdo;，绝非&ldo;内地奸人&rdo;&ldo;贪其厚利&rdo;一句所能解释的。

朱纨在抗倭过程中就发现:&ldo;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rdo;（《明经世文编&iddot;海洋贼船出没事》）。

其中的原因，正是在于&ldo;海盗&rdo;、而非&ldo;军门&rdo;能提供&ldo;衣食&rdo;。

刑部主事唐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ldo;倭寇之乱&rdo;，乃是&ldo;海商之为寇也&rdo;。

唐枢分析道，海禁政策只能限制中国百姓，&ldo;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

利之所在，人必趋之。

本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所以绝之。

律与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rdo;。

他认为，内外交易是&ldo;生理之常&rdo;，如果&ldo;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rdo;，&ldo;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rdo;实际上是恶法出刁民。

唐枢更认为，&ldo;倭寇&rdo;乃是中国百姓，只有开放海禁才能杜绝倭患，&ldo;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rdo;。

（唐枢《御倭杂著》）

福建巡抚、曾举荐戚继光和俞大猷的抗倭名将谭纶，曾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的奏折中说:&ldo;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

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

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

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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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担任过刑部右侍郎的谢杰，也指出&ldo;倭患&rdo;的根源在于&ldo;海禁之过严&rdo;，&ldo;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rdo;，&ldo;私贩日本一节，百法难防，不如因其势而利导之，弛其禁而重其税&rdo;（《虔台倭纂》）。

徐光启则更为形象地比喻道:&ldo;譬有积水于此，不得不通，决之使由正道，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窦，又塞其旁出之窦，则必溃而四出。

贡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窦也。

……壬子（嘉靖31年）之祸，则溢而四出者也&rdo;。

（《明经世文编&iddot;海迁图说》）图12

处江湖之远的王直，与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官员一样，都看到了导致&ldo;倭乱&rdo;的同一个根源，所以，在针锋相对地用军事手段回应政府围剿的同时，王直也不断地向政府表示，&ldo;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己&rdo;（《海寇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