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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什么叫做&ldo;人为刀俎，我为鱼肉&rdo;?看看伊拉克就知道了。

没办法，谁让它发动战争，最后成了战败国呢?没有割地赔款已经是便宜了。

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比今天的伊拉克强不到哪里去。

明知道打不过人家，怎么办?抵抗必然失败，随失败而来的是割地赔款，其损失比和平妥协要大得多，甲午、庚子已有前车可鉴。

谈判，对方绝不肯空手而归，必得作出让步，让人家攫取相当的权益。

在此局面下，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走妥协让步的路子，这样尚可赢得喘息时间，徐图恢复。

所以屡战屡败、积弱积贫的中国，在当时那个年代，外交上只有一条路可走：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不仅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如此，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也是如此。

这种屈辱和痛苦，不是当事人者是难于体会的。

1931年&ldo;9?18&rdo;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ldo;不抵抗将军&rdo;。

有了这段当事人的经历，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

后来（1936年3月28日）他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讲演时，感慨地说：&ldo;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70。

&rdo;

在当时举国的嘲骂声中，只有《大公报》上王芸生写的一篇社评为张说了公道话。

王芸生是著名的报人，也是一个对近代中日关系有着深湛研究的学者，他所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直到今天，还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必读书。

这篇社评基于对中日关系的深刻了解，对张学良当时的处境抱有同情，以至于六十年后，张氏还记忆犹新：

&ldo;九一八&rdo;之后，我最佩服的是《大公报》上写的一篇社评，好像是王芸生什么人写的。

……我最佩服这篇文章啦，好像我在哪儿还收藏着它。

不是当时看见的，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看见了这篇文章。

它主要的观点是说，关于&ldo;九一八&rdo;，无论何人是张学良，他也一定是要这样办的。

他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这篇文章说得太长。

它说，历史上的事情，中国和日本出了问题的时候，都是采取这种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说无论是谁，处在当时张学良那地位上，也得这样办。

所以，他评论说，只有设身处地知道那个环境的人，说出来的话才能公道。

《大公报》这个社论，就设身处地地想了。

他说旁的话我都忘了，记不住了，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不仅仅是张学良，任何人，如果当时处在那个地位上，他也是这样办。

我很佩服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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