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之要点，是取之于商。

战乱于农业是坏事，于商业却很可能是个机会。

凡战乱地区，因商路阻塞，均会物资匮乏，物价腾贵;但在商人眼中，却都是利市十倍的市场，尽管风险大，也值得一试。

故战乱之区，往往众商辐辏，生意兴隆。

对于芸芸众生，再艰难也得吃饭穿衣，尤其是人民居家度日的柴米油盐，更是人人不可或缺;对于商家，百分之一的税额很轻，且尽可以将税金打入成本，不患不得厚利。

对于官方，厘金虽低，架不住做生意的人多，集腋成裘可获巨款，可派大用。

最初的厘金征收，出自咸丰三年四月，地点在江苏扬州仙女镇，首倡者是雷以。

雷以（1805～1884），字鹤皋，湖北咸宁人。

道光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御史、给事中、内阁侍读学士、奉天府丞诸职。

咸丰二年任太常寺卿，&ldo;屡上书陈军事&rdo;。

三年迁左副都御史，会办河防。

扬州失陷后，雷自请募勇防太平军，以刑部侍郎衔帮办军务。

后累官江苏布政使、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后回京任光禄寺卿。

屯驻扬州仙女镇时，雷&ldo;用幕客钱江策，创收厘捐&rdo;。

&ldo;遣官吏分驻水陆要冲，设局卡，行商经过，视货值高下定税额，千取其一，名曰：厘捐，亦并征坐贾，岁得钱数千万缗。

……后各省皆仿其例以济军需，为岁入大宗焉。

&rdo;

但据郭嵩焘所言，则厘捐非一时一地一人之发明也。

雷以开设厘捐，是在咸丰三年六月，73而郭嵩焘随湘军赴援江西，也在同年六月。

据郭说，他是路遇贩盐者，见到太平军征税后发给他们的税单，才受到启发，去信要湖南开办盐厘的。

如此，太平军乃先于清军征厘，而湖南之设卡征厘，亦不必为仿照江苏所为也。

但太平军无时不在征战之中，没有稳固的后方，其领地亦随战争之胜负而变动不居，故难于长久地推行这一制度，而清方则不然，战区而外，尚有大片领土，故其得力于厘捐，远过于太平军。

但郭嵩焘的建议似乎并未立见采行。

直至次年末，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在江苏帮办军务的胜保奏请朝廷在各省推行厘金后，湖南才在咸丰五年四月办起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厘金局，以盐法道裕麟总理局务，以郭嵩焘兄弟作为襄办。

而曾国藩则于八月奏请在江西试办厘金。

74曾国藩在衡州时，并未得厘金之济，其奏折与书信中，也并无厘捐之踪迹可循，筹饷仍是他所面临的一大难题，&ldo;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rdo;。

75以至于他不得不截留途经湖南押解北上的广东协饷、湖北船饷，用以购造兵船。

而劝捐之寥寥，更使他不得已板下一副面孔，开始向湘中之大户&ldo;勒捐&rdo;，即强制摊派，大户若抵制，则不惜动用拘押的手段，迫使他们捐助军费。

首当其冲的，有安福之蒋家、长沙之常家，安化之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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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陶家，乃湖南当时颇负时望之名臣陶澍之家。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

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御史、给事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与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卒于任上，为有清一代名臣。

陶家此时主事的是陶澍的独子陶桄，而陶家又结了两家很有名气的亲家。

一为曾国藩之京师旧友，现在贵州剿匪的道员胡林翼，胡妻为陶澍之女，因而是陶桄的姐夫;一为曾国藩之新交，意气还算相投的朋友左宗棠，左宗棠曾在陶家坐馆，是陶桄的老师，又将女儿嫁给了陶桄，兼有老丈人的身份。

有了这几层关系，一般人是很难拉下脸来的。

可曾国藩一根筋，认准了国难当头，大户理当出钱报效国家的死理，硬是盯住了陶家。

况且他奉命带水陆大军一万东征，仅口粮非八万不办，也只有硬下心肠，冷脸勒捐这一条路好走了。

陶家只捐一万，而且要分次给付，曾国藩坚决不允，非三万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