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每逢会试之年，全国各省成千上万经过层层考试筛选上来的优秀学子汇集于此，有幸成为进士者，不过百余名，而能留在翰林院者更少。

这些人，可称是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

与这些人为伍，国藩自然境界大开。

37谈到交友，他兴奋地说：&ldo;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rdo;38硕学鸿儒，青年才俊，有志之士，比比皆是，如行山阴道上，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中式的士子，会结下两种重要的社会关系。

一是门生与座主的关系。

无论乡、会试，都有主考官与同考（阅卷）官，一旦中式，士子与考官之间就有了师生之谊，其中主考被称为座师，同考被称作房师，士子们则自称门生。

二是乡、会试同年的关系。

即同榜考中的士子，互称同年，彼此互通声气，有着特殊的情谊。

师生与同年之谊，会伴随他们终生，是种重要的政治资源。

座主往往会对门生施以援手，同年之间也会互相照应汲引，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仕途上的极大助力。

曾国藩也不例外。

他登第的那一科会试考官名位显赫，座师是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兵部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镕、左都御史廖鸿荃，房师是刚刚卸任的山东学政季芝昌。

有不少人揣测，曾国藩官运亨通，全在其座师提携。

但从他留下的日记看，国藩于这些人，并无特殊的关系，除与同年们一起贺寿拜年而外，平时几乎不走动，也没钱走动。

况且道光皇帝是个师心自用的君主，在用人上绝不可能被大臣左右。

而戊戌科进士、翰林数十名，同样的门生座主关系，仕途蹭蹬，沉沦下僚者大有人在。

所以，与其说曾氏以夤缘升官，莫不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运气好。

两次大考翰詹，他都名列前茅，从而受到了皇帝的注意，所谓简在帝心者是也。

故一遇到优缺，道光很自然就想到了他。

至于同年间的关系，则大为不同。

此时的曾国藩，可谓是&ldo;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rdo;。

或同乡，或同年，或同事，往来过从者，皆跻身翰苑，极一时之选者。

除定期会课39外，曾国藩每日里与朋友谈诗论文，酒食征逐，几乎日不暇接。

&ldo;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觉过了四十余天。

&rdo;40静下心来后，他痛自反省：&ldo;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

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41之言：&lso;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rso;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rdo;42

曾国藩是个酷爱读书之人，何以会痛贬自己&ldo;不学如故&rdo;呢?在这里，先要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在京师士大夫当中流行的程朱之学。

清代学术，有汉学与宋学之分，所谓宋学，指的就是宋儒程朱之学。

乾嘉以降，汉学大兴，但程朱之学作为朝廷树立的正统，仍然高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在20世纪的哲学教科书中，程朱理学被定位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学说，尤其在人性论上，更被认为是扼杀人性的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