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口底层的50％。

在贫穷的各个界定范畴里，我经常以地区、职业、宗教、种族背景、性别、年龄等等做一些子分类。

职业或地区的分类可能不像收入标准那样可以量化，但它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认识贫穷的多维矩阵。

如同在未知的水域设立航标一样，对于贫困的界定必须是明确而毫无含混的。

一种不准确的界定与根本没有界定一样糟糕。

在我对穷人的定义里，我将三方共享农作规划中的那些脱粒的妇女包括进去，把那些做竹凳的妇女包括进去，把那些不得不借每月甚至每周10％利息的高利贷的小商贩包括进去。

我还要把其他一些人包括进去，诸如那些靠编制篮子、睡席的微薄收入依然难以为生，而不得不经常乞讨的人们。

这些人绝对毫无机会改进其经济基础，他们深陷在贫困之中。

在乔布拉村的深管井经历使我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没有土地的穷人身上。

很快，我开始探讨：一个减轻贫困的规划究竟是否应该允许非穷人搭车——穷人很快就会被那些日子好一些的非穷人挤出去的。

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某个规划将穷人与非穷人混在一起，除非在一开始就设立一些保护性措施，否则非穷人总会把穷人赶走，不那么穷的人会把更穷一些的人赶走。

那么，非穷人就会攫走所有那些以扶贫为名义所做努力中的实际利益。

《穷人的银行家》第二部分第四章乔布拉村做竹凳的匠人（1）

1976年，我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帮助他们。

这个村分为三个地段，分别聚居着穆斯林教徒，印地教徒和佛教徒。

走访佛教徒地段时，我会带着我的学生迪帕尔·钱德拉·巴鲁亚（dipal插ndrabarua）一起去，他就是在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

还有我的同事hi拉蒂菲教授常陪我一起去，他认识那里的大多数家庭，并天生有一种能使村民们感到自在的本事。

一天，拉蒂菲和我去乔布拉村做例行询问时，我们在一个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来，泥墙已经坍塌，茅草屋顶千疮百孔。

我们从一群正在觅食的小鸡与种着蔬菜的畦间穿过，向房子走去。

一个女人蹲在门廊肮脏的地上，双膝紧紧夹着一个做了一半的竹凳。

她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手指飞快地动作着，编织那些执拗的竹条。

听到拉蒂菲的问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

“不要怕，”

拉蒂菲冲她叫道，“我们不是陌生人。

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咱们是邻居。

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拉蒂菲礼貌的态度使她放下心来，她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她的意思是，家里没有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