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姆苏尔·巴里（shasulbari）赶到了。

他在芝加哥大学教孟加拉文。

我们在达卡上大学时只是点头之交，解放战争使我们亲密起来，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携手并肩工作。

到了晚间，有更多的人聚集在埃纳耶特·卡里姆家里。

一些人为他们在孟加拉的亲人们担忧，另一些人想得到有关达卡局势的更多消息，并想了解需要去做的事情。

整整一夜，人们分析局势并确定了第二天的策略：首先，向所有的使馆和政府首脑发出一份呼吁书，其次，在国会山组织举行示威。

卡里姆太太像对待她最亲密的朋友那样招待我们，端给我们热气腾腾的食物，她不时地咒骂着巴基斯坦军队，或是背诵泰戈尔的诗篇。

第二天，也就是3月29日的早晨，我被吵嚷声惊醒了，匆忙穿上衣服下楼跑到前厅。

那个小房间里挤着五六个人，一个瘦骨嶙峋长着连鬓胡子的矮小男人正在大声训教卡里姆。

那个瘦小的男人举止非常无礼，不断责骂卡里姆和大使馆的其他官员为叛徒。

房间里的其他人佩戴着印有醒目的“孟加拉”

字母的徽章。

这些客人是从哈佛与波士顿的其他学术机构开车来参加国会山游行的，当他们发现孟加拉大使馆的官员们决定不参加游行时，勃然大怒。

那个瘦小的男人不吝任何粗鄙的语言来攻击卡里姆。

他名叫莫希丁·阿拉姆吉尔（ohiuddalagir），刚刚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了我的密友。

我试图为招待我的主人辩护，解释说：大使馆的官员们与美国国务院的高官保持联络，从而能够得到真实情况的通报，保住我们在政府中的高官位置是个好策略，这样，巴基斯坦就不能任意行使其政府权力来对付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民了。

阿拉姆吉尔不同意我的意见，说这只不过是那些不想参加解放事业、只想保住自己舒适生活的胆小鬼们的“甜言蜜语”

。

这一会面以僵持不下而告结束，直到8月4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的孟加拉外交官员们才终于宣布脱离巴基斯坦，加入孟加拉的逃亡政府。

那天下午，我们聚集在美国国会的台阶上举行示威。

孟加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来自华盛顿、纽约和底特律的人最多。

我十分惊奇地看到，有那么多底特律的工厂工人都来自孟加拉的锡尔赫特地区（sylhetdistrict）。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要做什么，要去什么地方。

没有得到官方的集会游行许可之前我们无法开始。

当沙姆苏尔·巴里带着必需的许可终于赶到时，我们还在那儿费神琢磨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呢。

我扯开喉咙喊叫着:“这是我们的头儿，大家在他后面排起队来，开始咱们的示威游行吧!”

居然神奇地奏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