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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4页）

我想，这些人可能联想到了自己在疯狂岁月的遭遇，感同身受。

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朱大可2009…11…302009年11月2日，杰出的中国女性郑念在美国华盛顿仙逝。

这个日子，距离柏林墙被推翻20周年的纪念日，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

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

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用以自卫的符号，以便在遭到政治追查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进行自我辩护。

此类手法在上个世纪曾被广泛运用。

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

读者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

但《生死》不是虚构性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纪实文本，像里程碑那样，屹立在中国现代史的前沿。

跟《露莎的路》使用化名的小说笔法截然不同，《生死》以第一人称直陈事实，时间和地点确凿无疑，文中所涉人物，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出场。

无论从内容到样式，都呈现为典型的回忆录样式。

21年以前，我第一次读到了《生死在上海》，惊诧于郑念的这段黑暗记忆，跟我本人的生活，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交集。

根据郑念的描述，她在1973年出狱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号二楼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属于一个小区，我们两家之间，相隔只有几十米之远。

这一历史细节，激活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

这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当时号称〃外国弄堂〃，如今改名为〃太原小区〃。

我还记得，在1973年到1977年期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做姚念媛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

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南面斜对面，63弄2号，住着著名的英文翻译家方平，76年前后，我时常去他家玩，以一个技校学生的身份，跟他阔论文学、摄影和政治。

郑念家的正对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点之一。

跟郑念同排、相隔几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

《生死》里曾经提到过这对患难夫妇。

王若望在长篇报告文学《欲望三部曲》（发表于《收获》杂志）里，把顾恺时当做共和国苦难叙事的主人公，精细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

他的女儿，一位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密友大头展开过短暂而狂热的姐弟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直在幕后给予热心指导。

〃外国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许多〃不三不四〃的〃历史余孽〃，例如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

陈独秀的外孙，跟我玩过两年，后来突然失踪，据说去了新疆。

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就住在我家隔壁，他们夫妇俩经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犹一双形影不离的筷子。

他之所以被红卫兵批斗，除了写毒草小说之外，还因为他居然胆敢用印有毛像的报纸包书。

回忆录里，还提到了居委会主任卢英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老李〃，这也是我熟悉的两个人物。

12岁时，一名凶恶的邻居突然冲进家门来殴打我，我被迫举起菜刀自卫，被其他邻居死死抱住。

事后，卢英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老李〃则没收了我的菜刀，还耐心指导我写下生平第一份〃检查〃。

他给我的唯一称赞是：〃小赤佬，侬咯字蛮好嘛！

〃郑念是深居简出的，她对人的审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

她唯一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中，应该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韵。

这是其回忆录里被省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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