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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诗坛乃至全民族的审美胃口实在太弱了,承受不了如此之大补。
连胡适、艾青这样的大家都摇头侧目,只好慢慢地来了,此发展规律之必然。
其次,作品实在幼稚,佳作极少。
试作定量分析,可知模仿远远大于创造,长期竞争不过浪漫派和现实派,与法国祖师相比也有辱门风。
只是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才勉强占领了几年制高点,不过,那已是中国化的象征主义了。
追求主体原因,则可看出诗人缺乏对诗歌发展规律的高层次把握,对古典诗歌修养不够,语言学知识欠缺,理论与创作分家等等。
终于,我们只好叹息一声&ldo;春风不度玉门关&rdo;了。
《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一书中似乎也隐隐包含了这种情调。
今天,把李金发这盏灯拾起来,只能是&ldo;自将磨洗认前朝&rdo;了。
由于上述那些原因如今都已基本解决,所以,二三十年代那些风得以顺利地吹过来了,但可惜已不是春风了。
现代诗歌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新诗如何发展的重要依据。
亦步亦趋,终非久计;何去何从,有待深思。
舒婷与北岛,早已不再是少年时的江淹了。
现代派现代派,很多人可以把梦话拿去发表,标榜为现代派。
一切概念皆有其历史性。
现实主义倘若一味坚持&ldo;普天之下,莫非王土&rdo;,那结果必然将诗坛变成没有项目的奥运会。
一种体育项目,玩的人多了,奥运会就分给它一块金牌,以后没人玩了,没人看了,自然无人报名,项目自然取消。
但在体育史上,还是要研究它的起源发展、规模影响,谁拿过冠军,是否被观众认为粗暴野蛮不道德等等。
例如拳击,是应该改革竞赛规则,还是一律以公开斗殴拘捕呢?
我有个想法,觉得诗歌这种形式在人类的艺术史上进入了晚年。
记得在哪本刊物上看到过相似的观点,颇为欣慰。
我认为,对现代派诗歌的研究最能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或肯或否,因为现代派是新诗艺术的珠穆朗玛峰。
(发表于《敦煌诗刊》2002年卷)
正打歪着篇北京人的口头语
北京人有两个口头语:&ldo;就是说&rdo;和&ldo;等于是&rdo;。
用这两个口头语可以连接任何上下文,例如:
&ldo;您喜欢张艺谋的电影吗?就是说他那电影吧特有个性,等于是你一看开头就被它给吸引住了。
&rdo;
&ldo;我觉得咱们中国足球肯定没戏,就是说中国这个民族就不适合踢足球,等于是陪人家老外白玩儿。
&rdo;
北京人的一大段话中往往塞进了许多&ldo;就是说&rdo;和&ldo;等于是&rdo;,而上下文之间却经常并不存在可以等价替换或者相互阐释的关系。
北京人就是这样,把本来没有关系的万事万物都&ldo;等于&rdo;和&ldo;就是&rdo;到一块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侃得云山雾罩,有时自己也忘了到底要说什么。
他们并不注意事物间客观上的具体联系,而主要是为了求得主观上的表达愉悦,图个说得&ldo;嘎崩流利脆&rdo;,说完就完,谁较真谁傻冒。
用个时髦的学术名词,叫做&ldo;能指的游戏&rdo;。
北京人是语言艺术大师,但不是语言大师,更不是生活大师。
他们在玩弄语言中得到了许多幸福感和优越感,但也有被语言所玩弄了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被生活给玩弄,被那些语言能力平庸,甚至是结结巴巴的外地人给玩弄了。
只有那些聪明的北京人,能够放弃这两个舒服的口头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实事求是地看世界,看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