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之租赁人，迄1917年，所述公社之管制仍在广大的地区内有效。

农民也不可能有行动自由。

斯托雷平（Stolypin）为首相时，曾于1906年提出改革。

自此各公社可以将土地卖与农民，各农户也可将手下管业之土地出卖，以便迁往城市改业。

斯氏之设计无非制造一批小自耕农，因为他们领有土地，身家财产所系，势必与王朝同利害，而不致动辄参加广泛之农民运动。

可是这种法令无法于短时间内生效。

事实上斯氏计划行之不及十载，欧战即已爆发，只有200万农户接受这样的处置。

大抵俄国的亚400万农户之中，只有1／10因此成为小自耕农，其他多因身处腹地，不便弃业他迁。

这些新获得土地的邻居，称为“分离者”

（otrubniki），从此不受公社管制，引起其他农民极端的嫉妒与仇恨。

所以二月革命前夕，全俄土地之占有情况确是五花八门。

贵族由于封建制度承袭之土地，仍占全体耕地约1／5，一般称地主者为数13万人。

又有数百万自耕农，绝大多数则为名义上已解放，实际仍被公社管理之穑夫。

因此很难断定俄国此时属于何种体制。

战时政府从农村中征得壮丁1200万，马200万匹，当然减低各地耕作之效率。

影响所及，一方面农民渴望获得土地，一方面耕地被废置。

即算政府已将大批战俘分发于农村，仍无法弥补因征兵所减少之人力，而且利用战俘者以大地主之门户为多。

此外，缺乏牲畜亦为极严重之问题。

大概在俄属欧洲部分减少8．4％，南部之北高加索一带减少23。

8％。

时人所谓“和平与土地”

（land　and　peace），即代表一般民众之要求。

企求和平，是他们无力承当长期战争之负担，并且沙皇与德奥在中欧利害之冲突与他们不相关。

其渴望取得土地固然由于生活所迫，也由于他们觉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这种观念也受着几十年来俄国虚无主义者及民粹主义者（populist）熏陶的影响（以上人士受有高等教育，经常志愿前往乡村担任教师、医生、客栈经理等）。

并且这两种要求连结一起，因为前方的士兵即是后方的农民，再不然则在书信之间彼此受亲戚家人生活之遭遇和情绪上交流的影响。

而且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或者要求独立，或者渴望自治并且保存独立的文化。

这些民众间的愿望起先看来虚远不着实际，以后都在革命期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力量。

二月革命爆发于1917年3月8日（以下除了“二月革命”

及“十月革命”

两个既成语之外，所用日期均据新闻）。

彼得格勒城内食粮不足，准备实行配给制，尚未施行，消息外传，引起人民抢购面包，经过好几天骚动，一般市民，尤其工人阶级，怨恨通货膨胀，生活艰难。

3月8日妇女节，工厂里的女工举行游行。

恰巧一座铁片工厂里的工人因为劳资纠纷被厂方关闭，也加入行列。

工会的组织和政党的活跃分子就此也鼓励其他工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