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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有所谓控诉派（Remonstrants）及反控诉派（Contra－remonstrants）的争执。

这两派同称为加尔文信徒，也同时有神学威权的支持。

他们的争执在于对命定论的解释。

前者要求对命定论不作过于严格的定法。

有人批评他们根本不承认命定论。

这时荷兰省（荷兰共和国内7省之一省）的权要，以奥登巴内佛（Johan　Van　Oldenbarneveldt）为领袖，坚决提倡荷兰联邦，为一种邦联，权在各省，本身可以编组军队，军士效忠于本省。

他在全国会议里有多数支持的力量，1609年与西班牙停战的协定12年，大部分应归功于奥登巴内佛。

他站在控诉派的一边，和他们的发言人接近，又把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甚至宪法问题混在一起。

控诉派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把命定论解释得比较自由化，但因他们要求荷兰省政府的保护，又重启政权阐释教义之门，使政府有决定教义的权力。

于是反控诉派（由大多数牧师组成，也算是加尔文的正规派），站在慕黎斯王子（Maurice　of　Nassau）之后，举他为领导。

慕黎斯王子乃威廉寡言之子，此时为7个省中5个省之总督（另外二省则推他的从兄弟为总督）。

他对宗教问题并无兴趣，他本人的政策，则和奥登巴内佛格格不入。

因为他兼联邦陆海军总司令，当然不乐意各省在他麾下之外自组军队。

这时荷兰一省占全国之大半，可能多至2／3，又是首富，如果再提倡更强化的地方分权，也等于以一省的力量凌驾于全国之上了。

总之，他认为新共和国如果不继续向西班牙抗战，就不能维持内部之统一，因此更不赞成奥登巴内佛所谈判的12年停战。

除此之外，他对奥伦治一家朝代之利益也相当有兴趣。

在此冲突之中，奥登巴内佛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及莱登（Leiden）大学的智囊团接近。

慕黎斯则代表当时各省的贵族，也有下级的支持，他本人则为有力量的军事领袖。

他对付奥登巴内佛的办法半系合法的部署，半系政变。

首先解散各省组织的军队，又将奥登巴内佛及其亲信拘捕，更将控诉派之人士逐出各省议会之外，然后组织特别法庭以叛国罪名义于1619年将政敌奥登巴内佛处死刑。

一方面全国改革教堂集会，六个月后，于1619年闭幕，正式宣布控诉派为异端，自此确定了狭义加尔文派之立场。

局势急转直下，以奥伦治家为核心，组织皇室，中央集权，注重军事力量，为必然趋势，况且后面又有一个带保守性标榜正规的教廷。

但这些现象正是几十年独立运动要扫荡的对象，战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和这些条件背道而驰，加之荷兰一省担负联邦大量经费，有时多至3／4，历史与现实都不容许如此全面开倒车。

慕黎斯将以前的盟友以罪犯处死，已是骇人听闻。

奥登巴内佛死后，慕黎斯自己也只有6年寿命，以后他的继承人被称为奥伦治派（Orangists），有时对共和国体制是一种威胁，然则他们代表了内地各省的利益，与荷兰省之水上及外向的发展相对，又不可少，历史上两者因冲突产生危机的情况并不常见，即使有，也仍能在最后关头化干戈为玉帛。

各省曾主张不设总督，只是不久又因为事实之需要，仍请奥伦治家出马，可见得威廉寡言及其后人对荷兰之实行资本主义，虽不直接参与，仍有一种支持的效用，他们保持着荷兰共和国为一个民族国家，若非如此，鹿特丹及阿姆斯特丹之经营仍是一两个自由城市的体制，其发展必受限制。

荷兰改革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也没有成为一个排斥异己的团体，正规派虽被承认是正宗，可是控诉派的异端不过对命定论有不同的解释，也禁无可禁，全国会议后之10年，他们已经公开露面。

改革教会自1618－1619的全国会议之后，也未再召开。

自此天主教、犹太教及再洗礼派也在荷兰共和国中活动，当日之信教自由在欧洲国家之中尚属首见。

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加尔文派的教会，其每一个单位由本身的牧师、教士、长老和执事组成，本来就带着一种地方自治的性格，也与荷兰共和国的政治体系平行，不复在政争中增加纠葛。

在这些条件之下，全国的组织集地方分权之大成，原则上承袭了封建时代的体制，不过时代的进步，交通通信发达，金钱的使用展开，以摄政阶级为主体组成的城镇，只有随着他们本身的性格去发展工商业，尽量存积资本。

我们也可以说荷兰共和国在1600年前后已整个的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如此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在此时有了这样的一段表现，为世界史中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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