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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3页）

我们知道，前者是指事实，后者是指意愿，两者是有区别的。

人不可能一辈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总把意愿和事实混为一谈，那他怎么生活呢。

所以，当朱夫子开始学术思维时，他把意愿和事实当成了一回事——学术思维确有这样一种特点；不做学问时，意愿和现实又能分开了。

不独朱夫子，中国人做学问时部是如此，自打孔子到如今，写文章时都要拿一股劲，讨论国计民生乃至人类的前途这样的大题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结论，在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诚实倒显得可羞。

在所有重大题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结论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愿和事实混为一谈，这却是很难做到的。

人忠于已知事实叫作诚实；不忠于事实就叫作虚伪。

还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我把它叫作浮嚣。

这是个含蓄的说法，乍看起来不够贴切，实际上还是合乎道理的：人选择事实，总是出于浮嚣的心境。

有回，我读一位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文集（我对海外的新儒学并无偏见，只是举个例子），作者一会儿引东，一会儿引西，从马克斯·韦伯到现代美国黑人的“寻根文学”

引了一个遍，所举例子都不甚贴切，真正该引用的事例他又没有引到。

我越看越不懂，就发了狠，非看明白不可。

最终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记者问，把自己所治之学和台湾当局的“文化建设”

挂上了钩——看到这里，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还知道台湾当局拉拢海外学人是不计工本的，这就是浮嚣的起因——当然，更远的起因还能追溯到科举、八股文，人若把学问当作进身之本来做，心就要往上浮。

诚实不是学术界的长处，因为太诚实了，就显得不学术；像费先生在《江衬经济》里表现出的那种诚实，的确是风毛鳞角。

有位外国记者问费先生：你觉得中国再过几时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他答：五十年。

这话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终还是不得不信。

李银河新近完成了一项对妇女的感情与性的研究，报告已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专著正在出版过程中。

这项研究没有采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的方法，而是采用了文化人类学访谈的调查方法——虽然这不是这项研究的唯一特色，但也值得说上一说。

从旁看来，李银河的调查方法缺少神秘色彩——找到一位乐于接受访谈的人，首先要决定的是大家怎么见面：是她去呢，还是人家来。

在电话上约定了以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若是她去，她就提上一个手提包上路，包里放着笔记本和几支圆珠笔，通常是挤公共汽车去——因为要见生人，所以还化了一下妆，这在她是很郑重的举动，但别人恐怕根本看不出来。

在京城，打扮最不入时、穿着最随便的女士，大概就是女教授、女博士了。

化了妆的女博士还是女博士，不会因此变成公关小姐……就这样，她访问了很多人。

这使大家觉得什么博士啦，教授啦，也就是些一般人。

若是人家来，对方就要走进她住的那座宿舍楼，走过满是尘土的楼道。

她的家和一般文化人的家一样，堆满了杂乱无章的书籍和纸张。

她给客人敬上一杯清茶，就开始访谈。

谈完之后，假如到了吃饭时间，就请客人吃顿便饭。

一切都和工薪阶层的人士接待朋友时做的一样。

她从来没给客人报销过“的票”

，客人也没有这样的要求，因为看她的样子就不像能报销“的票”

的人。

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到过她家里，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有一天，一位调查对象（这位朋友是男性，属另一项调查）很激动地说：李教授，像你这样可不成！

不该把陌生人约到家里来。

然后她想了一想，觉得没什么不行的，再说，也没有别的地点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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