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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2页）

。

达赖喇嘛回忆﹕

“我离开拉萨前派出国的代表团只有一个不辱使命﹕到中国去的那一个。

其它都无功折返，情况恶化。

……现在，英国政府居然同意中共对西藏主权的部分主张，真令人难以置信。

……至于美国……很明显地，他们改变了立场。

当我意识到这个事实意即﹕西藏必须独自面对整个强大的共产中国，我觉得非常悲哀。”

是的，我也很为达赖喇嘛悲哀。

作为一个庙的主持喇嘛，当他一直受施的这个唯一的村不再信奉佛教﹑村长换了几任﹑村委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革的这几十年时间里，他干什么去了﹖很多年以后﹙1989　年﹚，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丹增格其向一位法国记者承认﹕

“1950　年之前，我们西藏人真是白痴。

与其一成不变地自我孤立，不如对外开放，和对外建立外交关系。

……很明显的，如果当时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这一段时间去和外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当然这个外国只会是印度，中国在1950　年也就没有办法这么轻松地就把西藏的主权问题摆平。”

﹙董尼德《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

同样是对这位法国记者，达赖喇嘛的回答更是坦率﹕

“我对在1940　年﹙应是1947　年──引者注﹚当印度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时候，西藏政府没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而派遣一个最大﹑最重要的使节团，并且由年过七十的摄政亲自率团前往祝贺这件事感到特别的遗憾。

如果这件事实现了，我也会随团前往。

当时我还是太年轻了，不过至少我可以到那里观光，譬如说到动物园逛逛啦﹗我们当时是应该要这么做的。”

机会是从这个世纪过去的头十来年开始的，然而到这个世纪只剩下最后十来年的时候，达赖喇嘛和他的助手们仍未能完全跳出“庙”

的规划形式。

长期以来吃喝管拿的那个“村”

乱套了，不行了，关系冷淡了，怎么办﹖不是去争取自立，与尽可能多的各村建立“以精神变物质”

的关系，而是只找旁边另一个信仰佛教的“村”

──印度。

如果当时这么做了，西藏就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但它就会变成印度的一部分，成为印度的一个或数个“自由邦”

，就象1974　年被吞并的锡金王国一样。

一个不能在政治经济上独立﹑只依靠某一个村子生存的“庙”

，是很不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自主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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