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ldo;笨拙&rdo;，脚踏实地，曾国藩一方面获得了理学修养的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却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

曾国藩曾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在生活只知高谈阔论，于实际毫无补益的理学人士：&ldo;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

&rdo;正因为自己心怀恕道，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才能对杀人理学做出这样入木三分的评论。

他利用理学者却不为之所惑。

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学先生，&ldo;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rdo;。

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

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

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

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

盍戢诸！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ldo;实事求是&rdo;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曾国藩说研究治国之术，应该以&ldo;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所易简。

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

所谓虽百世可知也&rdo;。

正是因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于以&ldo;自我更之&rdo;、&ldo;自我创之&rdo;的态度变通其中的&ldo;袭误者&rdo;、&ldo;未及者&rdo;，所以他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

在近代中国，推动西学的几件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出版，他都是主要决策人。

西学初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夫视如仇敌。

以他的好朋友倭仁为首的&ldo;理学家&rdo;更是仇洋的中坚。

曾国藩却坦率地指出倭仁&ldo;才薄识短&rdo;。

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因为他看洋人，同样不戴有色眼镜。

当时的士大夫多认为外国人是凶蛮诈狠的蛮夷，因此对他们不必讲诚信，只需讲&ldo;羁縻&rdo;。

曾国藩却主张，要真诚地对待外国人。

因为外国人也是人，有着与中国人一样的心理结构。

适用于中国人的信条，一定也适于外国人。

他说：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

笃者，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