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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空洞的废话少说、不说为宜。

我现在也早就有了学生了，我也把我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那里接来的衣钵传给了他们。

1987年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第三部分

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1）

站在学术新潮流的前面

各国学术发展史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学术同宇宙间万事万物一样，都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随时变动的。

变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不外两项，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一是新观点、新方法的萌生。

梁启超论晚清时代中国学术发展时说：

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

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

至晚清尤盛。

外国地理，自徐继畲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竟不光大。

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颇精瞻。

（《清代学术概论》）

这里讲了晚清时代一些新学问的开端，但是没有着重讲新材料的发现。

王国维补充了梁启超的话。

他说：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

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

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

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为中国文学上之重大问题。

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引自《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附录1：《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王国维讲，方壮猷记注。

。

静安先生对新材料之发见能推动新学问之诞生，从中国学术史上加以阐述，令人信服。

他把&ldo;新发见&rdo;归纳为五类：一、殷墟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

王静安先生的总结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是非常正确的。

寅恪先生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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