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

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

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

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

人民政府一派人来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

一方面处理系里的工作。

有一段时间，由于国家外交需要东方语言的人才，东语系成为全校最大的系。

教员人数增加了10倍，学生人数增加了200多倍，由三四人扩涨到了800人。

我作为系主任，其工作之繁忙紧张，概可想见。

另一方面，我又参加了教授会的筹备组织工作，并进一步参加了教职员联合会的筹备组织工作。

看来党组织的意图是成立全校的工会。

但是，到了筹建教职员联合会这个阶段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北大工人反对同教职员联合。

当时&ldo;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rdo;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教职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哪里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这样一来，岂不是颠倒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地位!这哪里能行!在工人们眼中，这样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绝对不行的。

幸而我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及时发了话：&ldo;大学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

&rdo;有了&ldo;上头的&rdo;指示，工人不敢再顶。

北大工会终于成立起来了。

我在这一段过程中是活跃分子。

我担任过北大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出城以后又担任过工会主席。

为此我在&ldo;文化大革命&rdo;中还多被批斗了许多次。

这是对我非圣无德行为的惩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

此是后话，暂且不谈了。

当时北大常常请一些革命老前辈到沙滩民主广场来做报告，对我们进行教育。

陈毅元帅就曾来过，受到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欢迎。

其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扬同志的报告，记得不是在民主广场，而是在一个礼堂中。

他极有风趣地说：&ldo;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

&rdo;他这一句话，从许多人口中都听到过，它确实反映了实际情况。

一直到今天，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情况一点没有改变。

有许多次领导上号召精简会议，然而收效极微。

暂时收敛，立即膨胀，成为一个极难治疗的顽症。

学校秩序还没有十分安定，中央领导立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ldo;三反&rdo;、&ldo;五反&rdo;、思想改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