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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杨鹤的这种说法，即使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会认为相当有道理。

在当时，也说服了崇祯皇帝。

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中，崇祯就对陕西参政刘嘉遇说：&ldo;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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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崇祯皇帝拿出十万帑金招抚，并且发布诏书，帝国的招抚政策正式展开。

在杨鹤的努力和朝廷的放赈下，招抚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陕西的各部起义军几乎都接受过招安。

但十万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万白银和粮食二万石并不够用，&ldo;所救不够及十一&rdo;。

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就上疏坦言&ldo;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

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蓓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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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抚政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不足，解散起义军，将农民安置回家乡，帮他们修好房屋，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和生产工具，这才算真正的化贼为农。

这个战略执行时间长，初期费用投入高，还需要地方政府的组织配合工作，一旦资金不足停滞了下来，农民则会降而复叛，乃至功亏一溃，所有努力和投入都白白付之东流水了。

由于后继资金严重不足，招抚政策渐渐陷入了危机，主剿派势力抬头，极力攻击杨鹤的绥靖政策，地方官员甚至秘密策划诱杀受降的农民军首领，引起了农民军的警惕，以至于陕西局势再度恶化起来。

陕西农民军的兴起激怒了朱由检，缺乏耐心的崇祯皇帝勃然大怒，把努力贯彻招抚政策的杨鹤当成了让农民军壮大的罪魁祸首，除了痛骂一通外，还将其罢免、下狱、戍边。

至此，帝国的战略由招抚转变了围剿。

4围剿政策‐洪承畴和卢象升的联手

帝国的战略从主抚调整主剿，并不意味着只剿不抚，一般来说，剿和抚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其中某一方面而已。

事实上，主剿期间，有关抚的记录也比比皆是。

《崇祯实录》记载有：

崇祯五年，洪承畴请留陕西饷银二十万资剿费，并以劝农，从之；

崇祯六年，上心谓饥民非流寇，而鼎臣亦藉以宽文法也；上遂谕都察院，以&ldo;民穷盗起，皆由亲民之官妄取民财、弥逢上官；小人得志，百姓愈困&rdo;敕巡按御史广访以闻；

崇祯七年，三月丁亥〔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济上言：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氓；宜分别剿抚。

上善之，命专委总督陈奇瑜。

由此可见，帝国的主剿绝非不抚，这点不容忽视。

杨鹤的招抚政策，虽然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帝国中央政府资金极度匮乏，难以维继，况且以帝国当时官僚系统的组织和后勤能力，是否能真正完成农民的安置工作，还值得怀疑，招抚为主的战略阶段性结果也不好。

《崇祯实录》记载，巡按陕西御史李应期言&rdo;秦贼旋抚旋叛&rdo;；御史吴甡新代，上命其确察报闻。

于是甡上言：&ldo;为今之计，惟集兵南北合剿，歼渠魁而余众自破，明赏罚而士气自鼓；秦事犹可为也&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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