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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铲除苍中鼠（第2页）

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也就是宋太祖去世、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的第二年，节度使支郡制度终于被彻底废除。

那么，统治者又该如何保证收回来的权力不再失去呢？还得靠制度。

首先，是地方行政权。

虽然宋太祖用朝官知州、知县取代了节度使，但还是担心知州权力过大，因而又设立了通判。

通判地位在知州之下，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俨然是一州的二把手；通判还对知州有监察权，俗称“监州”

。

二者互相制约，都难以一支独大。

宋太宗在罢废支郡制度后，又将全国划分为28个路。

历经演变，路级机构逐渐形成主管财政、司法、监察的转运使司，主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司，主管救济、水利、茶盐等的提举常平司，以及主管军事的安抚使司。

四个路级机构互不统属，甚至连驻地、辖区都不同，它们互相监察，互相牵制，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的死而复生。

其次，是“治乱世用重典”

。

北宋初年严刑惩治贪官，对于遏制五代以来的贪污之风，净化官场环境，反腐倡廉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由于打击的重点是那些中下级的地方官员，因此，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难免会实行双重标准，即对于一些高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将领则网开一面。

忠武节度使王全斌率军平定了后蜀，同部下将领大肆抢掠贪污，“凡所取受、隐没，共为钱六十四万四千八百余贯”

，被人告发，逮捕下狱。

百官集议定其罪“法当死”

，但赵匡胤“特赦之”

，只是将其贬为崇义留后，事情过后又改任武宁节度使。

当然，这样做也是有其考虑的。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之后，曾立有三条誓碑，其中之一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对于中高级官员主要通过道德自律来抑制贪赃行为。

其结果是到了北宋中后期，严刑惩治贪赃就难以为继了。

正如《廿二史札记》中所说的：“益可见姑息成风，反以庇奸养贪为善政，其于不肖官吏之非法横取，盖已不甚深求。”

这就是我向梁太尉建议，力主严惩空心敌台案的主要原因。

期望本案成为朝廷整治吏治的号角。

现今整治吏治的号角已经吹响，空心敌台案已然结案，58名罪犯相继伏法。

现在轮到藩镇私铸钱币和皇亲国戚谋杀朝臣案了。

先说皇亲国戚谋杀朝臣案。

自案发后，朝廷已派出禁军重点抓捕，大理寺立即开展严刑审讯，并根据口供抓捕杀手11人，捣毁其背后的暗杀组织“燕子楼”

，并将“燕子楼”

黑帮成员54人一网打尽，其部分成员为方腊旧党骨干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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