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今天去哲学所，读到你的来信。

你在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项目、担任教授之后，仍希望报考我的博士生，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令我敬佩，你对我的信任也令我感动。

但是，有一个情况也许会让你感到意外：我迄今不是博导，没有带学生的资格。

我曾经提出过要带学生，没有下文，此后我就不再提了。

我本人对这种情况并不太在乎，凡属体制内争名夺利之事，我一向退避三舍，一试之后决不再试。

然而，今天读了你的信后，我还是破例去询问了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今年有新规定，满五十七岁者（今年我刚好如此）不再有申请博导之资格。

我不是一个狂妄之人，但是，我仍不禁要为社科院感到遗憾，因为它自己剥夺了刷去其一个污点的机会。

&ldo;当然，如果你肯委曲求全，哲学所里博导有的是。

不过，坦率地说，其中有些人是做我的学生也不配的。

设身处地为你考虑，我的想法是：倘若你的目的是转到北京或中国社科院来工作，那么，随便报考谁都可以，反正那只是一个工具;倘若你是想回到哲学，那么，其实你不必再读一次博士生，你完全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

即使我有资格招你，我也会向你提出这个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乐意以一个同行的身份与你切磋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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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把回信也摘引在这里：&ldo;我对目前体制也颇难理解。

我的不少本科同学在中国社科院，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

您的学问当然在一般学问之上，因为超越了知识，是一种深入的生命之思。

我也不是要来北京工作，如果想来，是一直可以来的。

我把博士当论文课题做，而且由此结识我认为可以为师、有益于智性学问的人。

哲学所里我真正佩服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您和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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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五十七岁者不能带学生，这个规定本身就很荒谬，姑且不论。

我在五十七岁前为什么也一直不被允许带学生呢?隐秘的原因也不去揣摩，我估计，堂皇的理由不外是说我不务正业。

我写的哲理散文是不能算学术成果的，这我知道，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是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写作的。

可是，因为我写了这些东西，我做的尼采研究和翻译也不存在了吗?直到现在，我不是还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里的领先人物吗?看来，中国学术界的奇怪规则是，在评估你的学术能力时，你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作为负数加入计算的。

凡是表达生动的文字，不管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算做成果。

不仅如此，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对你的形式上符合标准的学术成果的评估也要相应地打折扣。

因此，如果你写了大量有文采的‐‐因此而被判定是非学术的‐‐著作，那么，在它们的抵消下，即使你的那些可以被承认是学术性的著作在绝对数量上也不少，在质量上相当高，至少高于他们生产的大多数产品，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对之忽略不计。

我对单位里的事一向不闻不问，对体制内的任何利益也从来不争。

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有工夫去关心这些，从不参加评奖之类，也不知道谁得了奖。

社科基金是体制内的一大利益，很早前我申请过，被否决了，后来就不再申请，只是在实行人人必须有课题的制度以后，才申报了一个小课题，否则就得下岗。

我弄不清各种利益机制，也不想去弄清。

有一回，我非常偶然地看出了一点名堂。

2002年底，院里下达岗位津贴新标准，研究员分两档，让大家投票，算是民意调查。

第一档的条件规定得很明确，诸如学科带头人、获奖者、重点课题负责人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