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论那个年代在青年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崔健。

我是1988年初在梁和平家与他第一次见面的，第一眼的印象是朴实，有些腼腆，和我一样不健谈。

那天有一个摄影家在座，表示要给他照相，做某刊物的封面，他谢绝了，说出名使他感到很疲劳。

摄影家强调，他应该意识到他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代表着时代精神，他回答：&ldo;我不想那些，宁可轻松些，按自己的心愿唱。

&rdo;寥寥几句，使我感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那天夜晚，他抱着吉他即兴弹唱了几支歌，脸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样快乐，像农夫那样淳朴。

我不止一次发现，好的男子汉本质上都是农夫，朴实，安静，沉湎于自己的园地，不管那是音乐、绘画还是书籍。

后来我听过他的演唱会，也在私人场合见过几次面，印象一直非常好。

我在崔健身上从未发现过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选这样一个人来做中国摇滚的创始人，幸运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乐的质量，但也注定了他在辉煌之后的寂寞。

十几年后，我们合作出版了《自由风格》一书。

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么想到要和崔健做这个对话的。

这当然有我一贯对崔健的欣赏为基础，不过，写书的想法则产生于一次餐桌闲聊。

1999年一个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刘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请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饭。

当时，刘雨田正在筹备横穿克拉玛什干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谈话就很自然地围绕着他的这次探险旅行。

他喝多了一点，反复说，在告别生命之前能够与崔健和我在一起，够了。

他说，崔健给他生命的冲动，我给他放心和祥和。

我觉得他的醉言很可爱，但不赞成他一心去送死的念头，责问他：&ldo;为了什么呢?因为有许多眼睛盯着你，媒体盯着你?你是为了他们去探险的吗?&rdo;崔健也不断地劝慰他，说：&ldo;没有一个厌世的的人会去探险。

&rdo;针对另一件事，崔还说：&ldo;我发现最毁人的是媒体。

&rdo;刘谈到为民族争光，我又表示异议，说：&ldo;这与民族有什么关系?这是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是个人面对上帝的事情。

&rdo;这个话题也引出了崔健的一段感想，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起来：&ldo;从下面往上看，我们觉得民族很重要，可是跳出来，从上面往下看，民族真是不重要。

我觉得，谁真正理解我，谁就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管他是什么民族的。

&rdo;餐桌上的谈话是断断续续的，但这些片言只语使我感到了一种很深的默契。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头脑里有思想的宝藏，便建议他写东西，我乐意做一回他的秘书，于是有了我们的合作。

八第二次婚变

和敏子离婚后，第二年，我住到了雨儿家里。

她的父母迁新居，房子大，雨儿随他们住，我也一同住了进去。

一开始觉得结不结婚无所谓，她母亲表示关切，我们就办了手续。

恋爱八年，够漫长曲折的，现在总算安定下来了。

何尝想到，等着我们的是一连串灾难和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