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听课的学生

哲学系六二级有两个班，共五十名学生。

其中，有四个学生是基本不听课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

我们经常逃课，一般是那种和别的系合上的公共课，逃了不易被发现。

学校有规定，旷课多少节就要开除，所以最好不被发现。

小课逃不了，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课上看自己的书。

世英喜欢在上课时写东西，有时是诗和随感，有时是对课堂情形的冷眼旁观式的描写。

我们总是选择邻近的座位，他写了常递给我看，有时我也回应他，互相用纸片交谈。

在一节辩证唯物主义课上，我正埋头看书，突然听见老师喊我的名字。

我条件反射地站起来，脱口问道：&ldo;干什么?&rdo;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

他终于压住怒火，命我坐下，又喊起另一个同学，让那个同学回答他刚才提的问题。

原来是课堂提问，但我完全没有听见。

一定是有人告状，系里出面干涉了。

有一天，担任年级主任的陈志尚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给我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ldo;你年级学生周国平上课从不听讲，屡教不改，希望加强教育。

&rdo;署名是&ldo;系总支办公室&rdo;。

陈也是上海人，对我一直颇为友好，这时也有些生气了，责备道：&ldo;你看看，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总不听，现在叫我怎么办?&rdo;接着好言劝告：&ldo;同学们对你们四个人意见很大，说你们成了特殊人物。

当然，你们接受能力强，可以比别人多学一点。

问题是要有个轻重缓急，重点要学好马列主义。

&rdo;

其实问题不在于所学的是马列主义还是非马列主义，而在于从教学内容、方法到整个教育体制的僵化。

大学教育的主旨本应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而在我们的课堂上只是灌输，所灌输的还未必是知识，至少知识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条和废话。

我相信，任何一个智力活泼的学生，即使他强迫自己，也无法做到认真对待那些内容贫乏的课程。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凡是有一点儿天赋的学生，最好的办法是以尽量少的精力对付课程，给自己留出尽量多的自学时间。

现在我鼓励在校的学生向教育争自由，其实是有自己往日的经验为根据的。

北大当然有冯友兰、朱光潜这样的有真学问的教授，但我们低年级学生没有轮上听他们的课。

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即使上课，恐怕也不能自由传授自己的学识。

上我们的心理学课的程乃颐是一位一级教授，一个瘦小的老头，总是用喉音讲话，边讲边打嗝。

我相信他只在应付我们，在心理学课上一会儿谈论如何防治阿米巴疟疾，一会儿劝告我们吃东西要慢慢咀嚼，以免消化不良。

在任课老师中，我喜欢听张世英的课，他当时是讲师，教西方哲学史中德国古典哲学部分。

他显然对所讲题目真正下了功夫，用那一口带浓重湖北音的普通话讲得条理十分清楚，废话也少，内容比较厚实。

课堂上废话多多乃是常规，方式则各异。

那个教党史的老讲师据说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脱党，面对阶梯教室里的上百名学生，他一边抚摩八字须，一边大谈自己的光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