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感谢郭世英，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把我带到了世界文学宝库的大门前。

我在这个宝库里诚然只走了很小一个角落，但是，一旦走了进去，看见过了珍宝，我就获得了基本的鉴赏力，懂得区分宝物和垃圾了。

作为一名哲学系学生，我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外国文学，这正是我的幸运。

我从这些伟大作品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仿佛在我的心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家园。

有了这个家园，当我面对僵化的环境和课程时，就能够保持一份内在的自由，也保持了一种免疫力。

从长远看，文学给予我的营养必能滋养我的精神成长，日后在我的一切精神果实包括哲学果实中体现出来。

我始终相信，人类精神生活的土壤是统一的，并无学科之分，只要扎根在这土壤中，生长出的植物都会是茁壮的，不论这植物被怎样归类。

四贫乏的哲学课

我上大学时，全国大专院校哲学公共课的统一教材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同时也是我们哲学系的主要教材。

区别只在于，我们必须在这本书上花费多得多的时间，除了书上的内容外，还得听取教员搜集来的对它们的烦琐的诠释。

我们在北大只上了两年课，而这本书是两个学年的主课，第一年上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年上历史唯物主义。

这本书的基本框架来自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节，标题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再添加上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中的一些内容，如此编

写而成。

哲学的观念由两条原则确定。

第一条是恩格斯说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据此把古今一切哲学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

第二条是列宁说的哲学的党性原则，由此进一步宣布，唯物主义代表进步革命阶级，唯心主义代表落后反动阶级，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则代表最进步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因而是哲学发展的顶点和终点。

于是，哲学仅仅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学习哲学的唯一目的和全部价值仅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反动阶级世界观进行斗争。

很显然，由这个途径不但不能走进哲学中去，而且不能对哲学是什么获得一个概念。

哲学原是对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现在这种思考不但不受到鼓励，反而成了禁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丰富内涵被缩减成了一种阶级立场，一些不容置疑的教条。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哲学课堂上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非哲学性的。

现在我竭力回忆，能够跟哲学挨上边的实在少得可怜。

比较起来，郭世英还是有一些哲学性思维的。

一年级上学期，在讨论物质和意识的概念时，他提出一个论点：对于每一个认识主体来说，只有自己的意识是意识，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别人的意识，都属于物质的范围。

这个论点遭到了其余同学几乎一致的反对，而世英则像吵架一样地为自己辩护，争论得面红耳赤，青筋凸露。

他的依据是列宁所说的物质与客观存在是两个相等的概念，那么，对于&ldo;我&rdo;的意识来说，别人的意识是客观存在，因而也就属于物质的范围了。

我没有发言，觉得他的论点虽有很浓的唯我论色彩，毕竟是一个哲学论点，而那些强调物质和意识不可混淆并以此理由振振有辞反驳他的人却离哲学无比遥远。

如果在现在，世英也许可以这样表述他的论点：&ldo;我&rdo;的意识是唯一的绝对所予的存在，其余一切包括别人的意识都是&ldo;我&rdo;的意识的意向相关项，都是作为&ldo;我&rdo;的意识所建构的对象而存在的。

这正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著名论点。

我也曾试图用哲学的方式探讨一些问题，但显得表面且烦琐。

譬如说，在学习《矛盾论》时，我曾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之间是否又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绞尽脑汁，因为如此推演下去，岂不没有止境了吗?围绕这个问题，我写了一篇一万字左右的论文，什么内容已经完全忘记了，但可以肯定没有什么价值，因为问题本身没有价值。

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是在学习《实践论》时产生的，我发现在实践概念下隐藏着太复杂的问题，大者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