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

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

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

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

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

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

因此，我在这一部分中不免要经常谈到郭世英，不过将限于主要谈他对我的影响。

我不想在这里讲述他的全部故事，那应该是另一本书的题材。

三世界文学的宝库

刚开学不久，世英的床铺上放着一本《牛虻》，我拣来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读完了它。

&ldo;半天就读完了?&rdo;他赞赏地说，&ldo;嘿，像你这种年纪，拿起一本书，就会忘掉一切!&rdo;

我告诉他，这并非事实，我看书时常常会走神，他摇头表示不信。

这是我们交往的开始。

从此以后，他从家里带来一批又一批书，堆在床头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

新生入学要进行体格检查，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校医院的院长，一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在我的腹部按摸了一阵以后，在体检表上写下&ldo;肝脾各大一指&rdo;的诊断。

他拉来两个女医生，让她们也摸，她们表示摸不出来。

瘦老头坚持己见，向我宣布：肝脾都大，不是有血吸虫病，就是有肝炎，而排除不了这两种病就得休学。

他把我转到北医三院复查，那里没查出什么名堂，他又把我转到人民医院，仿佛不查出两种病中的一种就决不罢休。

人民医院在阜城门内，检查程序又相当繁复，我便一次次步行在海淀与阜城门之间十公里左右的路途上。

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去阜内的一家旧书店，把步行省下的钱换成书，作为对自己的犒赏。

世英向我建议，真休学也不错，在北京住下自学，他向我提供书籍。

最后，人民医院没有查出两种病中的任何一种，瘦老头勉强在我的体检表上签署了同意入学的意见。

于是，在开学半个学期后，我领到了学生证，取得了正式入学的资格。

那半个学期的折腾对于我完全不是坏事，由于没有正式入学的资格，我便有了合法不上课的权利，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课外书。

这个势头一经形成，就仿佛有了惯性，在取得入学资格之后也延续下去了。

事实上，在大学第一学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读小说了。

我从未这样痴迷地沉浸在小说中，而且恰恰是过去觉得读不懂而不去碰的外国小说。

也许智性的成熟也有其季节，读《牛虻》的快乐是一个信号，表明时候到了。

世英见我喜欢读书，便给我拿来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