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并有创造性地追随领导者，而不是像牛群一样盲目地走进屠宰场。

正如教育家华尔特·巴伯所说：我们的子女正被训练以发展一些外在的人格特性，以符合国家理想中的完美人格——群居性强、受欢迎、有适应群体的能力等等。

巴伯先生说，退缩的孩子毫无立身之地。

退缩是一种感情上的不适应，每个孩子都应该参与游戏而且想当头领，每个孩子都应该争取对论题有明确的看法，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受到其他孩子的喜欢。

他强调说，如果想从我们的教育制度中产生最快乐和具有最佳潜能的公民，就必须给那些不盲从一般思想、喜欢阅读胜过于打棒球、喜欢音乐胜过于足球的孩子一个立身之地，必须容许这类孩子的与众不同，而不把他们当作适应不良心性的孩子看待。

只有勇敢的父母才敢要求他们的孩子该在公立学校中受到怎样的教导，因为别人总是告诉他们要把这些事留给教育专家去处理。

但是，我认识一个住在郊区的年轻人，他在一天晚上的集会中勇敢地挺身而出，对他儿子所受到的教育方式提出异议。

他的做法就显示出他是个不盲从一般思想的人，而且他对自己的信念充满信心。

由于他不断提出质疑的问题，并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一年之后，他成为社区的教育委员之一。

现在，他的子女和数百个其他人的子女获得了他在那天晚上的集会中力排众议、极力争取到的教育改革所带来的益处。

如今，小儿科医师会告诉我们如何喂、养、照顾孩子；儿童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如何养成孩子适当的行为模式；商业咨询师会告诉我们如何经营事业；政治上，我们极少以个人的身份投票，而是以某个政党党员的身份投票；甚至我们最亲密的关系——爱情生活——都已经被专家侵入，它被观察、制成图表，然后详细向大众公布说明，而大众认可了那些结果之后，就断定这一定是适合一切情形的福音。

人们敢于承认自己就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专家——无论对自己、家人或自己的事业来说，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只因为“专家”

的宣告，于是大家都去做，如今这样的事是司空见惯的了。

这就像一场讨人欢心的演说一样令我啧啧称奇，但我却一直不敢苟同。

艾德格·莫瑞曾警告我们所处的“兽群国家”

，不要对于个人至高无上的价值进步否定。

他在《周六文学评论》中写道：“这种否定是残酷的纳粹主义专政的核心，如果美国人因威胁恐吓或贿赂收买而放弃他的个性，那么，他们的以无名大众为基础的政府的敬意又从何而来呢？”

如同莫瑞先生在结论中所说的：“即使你无法成为天使，也不该就是只蚂蚁。”

现在看来，“成为你自己”

似乎已成为我们最难实现的目标。

在这样一个以批量生产、大众媒介和生产装配线的教育为基础的社会中，要了解我们自己已经很难，而想“成为我们自己”

就更加困难了。

我们已习惯于将人分门别类：“他是工会的人”

、“她是公司职员的太太”

、“他是自由派人士”

或“他是一个反动分子”

。

我们会为自己贴上标签，也无情地为别人贴上标签，就像小孩子在玩“警察捉强盗的游戏”

一样。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杜斯十分关切顺从与不顺从相抗衡的问题，因而用“身为个人的重要性”

作为他对1955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的训词题目。

“不管促使你顺从他人思想的压力多么沉重，”

他告诉毕业生，“如果你真正具有个人的特质，你就会发现，不管你如何尽力将屈服合理化，你都无法成功，除非你抛弃你的最大资本——自尊。”

杜斯校长提出非常深刻的论点：“人类将只有在自己心中才能找到以下重要问题的答案：他为什么存在于这地球上？他在地球上时应该做什么？以及此后将往何处去？”

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帕西·斯宾德爵士，在就任纽约基尼克塔迪联合学院和联合大学的名誉校长时说：“有了生命，我们方能尽量发挥我们的各种才能。

我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有应尽的特殊义务，接受这些义务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希望生命活得有价值，就必须履行适当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