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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3页）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血的教训，及时地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并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

明确提出：鉴于日寇大量增兵，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以及国民党可能的公开反共和投降，全国性突然事变可能到来，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

“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

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在军事上作了这样的部署：派八路军主力两万余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以及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

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体现了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领导，不仅在当时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的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

。

从我们控制的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

我们布置了三个团去接应他们北进，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

但项英同志竟又动摇起来，以种种借口拒绝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将叶、陶等部调回皖南。

党中央断然拒绝了项英同志的要求，于一九四○年五月四日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

其中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8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不斗争，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中央还就我在敌后地区的发展方针着重指出：“不应强调华中特殊而坐失发展时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这些指示是对项英同志右倾思想的再一次教育，又是对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指战员的鼓舞与支持。

陈毅同志当即召集县团干部会议作了传达，并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广大干部了解到“五·四”

指示的精神后，群情振奋。

同时，陈毅同志以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副书记的身份，再次向项英同志提出建议，促其北上。

但项英同志却向中央撂挑子，说中央的“五·四”

指示表明他的领导已有了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他“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

。

六月，国民党蒋介石部署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飞李品仙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向我新四军进攻的阵势已步步进逼，由于项英同志的坚持，我皖南、苏南部队已无法集中；江北几支部队协力发展华中的步伐因种种原由进展不够顺利，我军现有的力量已不可能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时对付顽固派的进攻。

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六月十五日，陈毅同志当机立断，急电中央：决心部署移往苏北，“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

。

这时，我们同延安已有了直通电台。

从此，完全摆脱了项英同志的限制。

江南新四军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

这时，苏北敌后广大地区大都为国民党所统治。

蒋介石派顽固派、反共专家韩德勤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依靠其嫡系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等武装，实行苛政重赋，鱼肉人民，极力镇压爱国运动，摧残抗日力量。

如一九三九年春，突然围攻我东海县抗日武装——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

同年夏，又围攻我活动于高邮湖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

类似大小血案，遍及苏北各地，时有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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