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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江南新四车挺进苏北

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它是一个有两千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

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分别直通华北、中原。

控制苏北，对于我发展和积蓄抗战力量，更沉重地打击日寇，以及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所以，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

一九三八年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有过明确的指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茅山山脉”

。

五月四日又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这个任务的提出，是对蒋介石的险恶意图作了充分的估计的。

自主力红军长征，蒋介石便想彻底消灭我坚持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但是来能得逞；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将我坚持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又将我主要力量限制在面临长江天险和日寇侵华心脏的南京附近地区，实行借刀杀人之计，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我军于这一狭窄地区。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将计就计的方针，要求各部迅速深入敌后。

因为我军一经开到敌后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如鱼入水，蒋介石将无以售其奸。

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我新四军江南部队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在皖南歙县岩寺集中后，即派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接着，第一、第二支队于六七月间挺进到苏南敌后。

约两个月，便取得了韦岗、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禄口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与新四军皖南、江北部队的英勇抗敌行动遥相呼应。

项英同志从右的立场看待国民党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不敢到敌后去，希望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

的防区。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向他做工作，说明“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接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

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

但项英同志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仍然顾虑重重。

当时，苏南敌后空隙很大，群众在日寇蹂躏下，迫切盼望抗日领导力量的到来，是我军获得大发展的好时机。

项英同志却把过多的力量，其中包括经过战争锻炼的许多骨干力量和大批知识青年留在皖南。

后来还把已在苏南敌后取得了一定作战经验，并初步改善了装备的主力部队第一团、第三团先后调回皖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

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周恩来同志亲自到皖南来对项英同志做工作，同他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的一致意见。

此后项英同志派了一些干部到苏南、江北加强敌后工作，但他常常屈服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压力而不断动摇。

当时蒋介石、顾祝同划定我第一、第二支队的防区非常狭窄。

如第二支队的防区，被划在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个三角地带，最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

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寇，我们不断冲破蒋介石的束缚，打到防区之外。

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打到芜湖，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

“抗日有罪”

，每次打击日寇的行动，都遭到顾祝同的追查、警告。

项英同志不仅不敢理直气壮地予对方以反击，反而责难我们“破坏统一战线”

。

一九三九年五月，陈毅同志决定派叶飞同志率领第六团挺进到澄（江阴）锡（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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