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驰过欧洲的原野。

1936年。

然而，常书鸿回国后，他距离敦煌不是愈来愈近，而是愈来愈远。

北海公园。

常书鸿与朋友们聚会，忽然炮声隆隆响起，惊起湖中水鸟。

（字幕：1937年卢沟桥事变）

南来北往的动荡生活。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校。

举办画展。

逃难。

随后来到抗战的大后方‐‐作为&ldo;陪都&rdo;的重庆。

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人也都集聚在这里。

一天，忽然听说于右任想请他去敦煌筹建艺术研究所。

他完全不知道一年前张大千在莫高窟与于右任那次彻夜长谈，更不知道于右任这个决定是把一个艺术家的良心，传递给另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

因此他感到事情来得有些意外。

可是六年前在巴黎那段往事，那份激情，仍旧毫不减色地在他心中。

他决定去!徐悲鸿和梁思成都是他的支持者。

在去敦煌前，我曾拜会过于右任先生。

他说，他看到千佛洞，在整个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所以不管国家如何穷都要设法保护。

但是那里是沙漠，与城市隔绝，生活十分艰苦，如果没有事业心的人到那里去，肯定是干不久也干不好的。

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关系到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字、艺术等各方面复杂的学问，不是一手一足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

于右任这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责任，与他的内心强烈共鸣。

他只是没有把敦煌的艰苦看得很重。

等他到了安西，骑着骆驼一路西去，一步步好像离开人世一般愈走愈荒凉和寂寞时，才渐渐体会到于右任那些话真正的分量。

从兰州到敦煌一千多公里的路程。

到了安西，前边没有路，四外茫茫皆大漠。

怪不得在兰州，人人提起戈壁滩，都是谈虎色变。

此时再看同来的几位全像苦行僧一样!

过了瓜州口后，骆驼客告诉我们，下一站在甜水井打尖。

这名字在我们心中激起一阵兴奋的涟漪，在枯燥的沙漠旅行，谁不产生对水的珍爱与向往呢!当夜在繁星之下我们来到甜水井，大家都盼望着痛饮一次甜水，好不容易从井里打上半桶，谁知喝到嘴里又苦又臭，刚才那种如饮玉液琼浆的憧憬一下子云消雾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