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此国璋等对于国会之意见，不敢不掬诚入告者也。

总之我总统能信任总理，然后总理方有负责之地。

总理能秉持大政，然后国家方有转危之机。

国会能持大经，巩固国基，则国存，国会乃有所附丽，否则非国璋等之所敢知，伏祈我大总统我总理兼察之。

看这等电文，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但国会中的议员，方在意气相凌，怎肯和衷协议？就是段总理自信太深，也不免偏徇阿私，党同伐异。

黎总统遇事优容，段意尚厌未足。

民国六年一月一日，即免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本职，特任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这道命令，虽由黎总统颁发，暗中却仍由段氏主张。

杨善德素属段系，段长陆军部，极力援引，因得任松沪镇守使，嗣复擢松江护军使，倚若长城。

适值浙江新任警察厅长傅其永，赴厅受事，各警察多半反对，致起风潮，甚至延及军队。

督军吕公望无术镇驭，情愿辞职，段遂荐善德为浙江督军，破浙人治浙的旧习。

松沪护军使一缺，遂由护军副使卢永祥升任。

卢亦段氏麾下的健将，浙人尚思抗杨，杨带着北军第四师，昂然南来，如入无人之境，一番大风潮，霎时平定，这真所谓兵威所及，如风偃草了。

浙人无故逐吕，乃致段派乘间而入，木朽蛀生，非自取而何？

且说中美借款，由四国银行团抗议，就中的主动力，乃是日本国。

日本自欧战发生后，极想趁这机会，扩张势力，做一个亚洲大霸王，原是个好机会，无怪东人。

每遇中国交涉格外留意，所以中美借款合同甫经订定，即邀集英、法、俄三国，同来抗问。

中政府亦知他来意，特令交通银行出面，也向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订借日金五百万圆，仍说是准备兑现。

三银行却也照允，当即签定合同，利息七厘五分，三年为限。

英、法、俄何不抗议？外如吉长铁路案，兴亚实业借款案，厦门设立警察案，郑家屯交涉案，种种发生，闹得舌敝唇焦，终归他得我失。

一、吉长铁路案，是由吉林至长春的铁路，前清末年，曾与日人订立借款自筑的约章，至是日人独要求改订，将该路归他代办。

交通部没法拒绝，只好与他订约，即以本路财产及收入，担保借款限期四十年偿清，路权已一半让去了。

二、五年九月间，财政、农商两部，向日商兴亚公司借款五百万圆，以安徽太平山，湖南水口山两矿为担保，约三个月内交款。

嗣经国会反对，原约担保一层，不生效力，当由财政部另提担保品，与日商开议。

日商不肯照允，经财政部承认赔偿，另给兴亚公司洋三十万圆，方得改约。

无端耗去三十万元，可谓慷慨。

且仍订明两山开矿时，如需借外款，该公司得有优先权。

但此约的丧失，也不算少了。

三、厦门系福建商埠，日人居然设立警察派出所，夺我行政权，叠经福建交涉员，向他交涉，终未撤退。

及外交部照会日使，他却答称厦门设警，无非行使领事裁判权，与行政无涉，不得目为违约。

外交部接到复文，以商埠居民，原归外国领事裁判，无从辩驳，没奈何延宕了事。

四、至郑家屯一案，龃龉多日，事缘中日军警，互生冲突，日商吉本，受伤殒命，日本即自由增兵，要挟多端。

外交部费尽心力，才得商定五类：（一）申斥第二十八师师长；（二）军官依法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