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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2页）

他们之间平日无多少话，不吵嘴，也不打架。

鲁迅尽管对她没有一丝感情，但在面上是不故意伤害她的。

旧式家庭生活方式他已习惯了，虽然他知道这是一种难忍的痛苦，但对命运似乎是认可了。

朱安除了在生活上可以照顾他外，还会有什么呢?

鲁迅回国后，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一段时间，一年多后，即在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鲁迅成功，于是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任职去了。

从此，鲁迅与朱安开始了长达7年之久的分居生活。

鲁迅竭力想忘掉这段无爱的婚姻生活，但不愿给妻子和母亲带来不快。

他对朱安的生活方式、为人虽提不出更多的不满，但其性情之不投合，语言之无法沟通，对他的精神不能不是一种刺激。

但谴责她么?她没有丝毫的罪过。

遗弃她么?难道她不是一个受害者?鲁迅只能苦苦地忍着这一切，任时光慢慢地埋葬着自己的青春，埋葬着心底的爱与希望。

从南京迁到北京工作后，鲁迅一直独身生活在一间寂寞的屋子里。

他一个人长时间地抄着古书，校勘着各种古籍，并且钻研起佛经来。

在这些孤独的日子里，他把自己全部沉浸在远古的文化王国里，对佛经、拓本、画像、金石、瓦当、墓志、造像、壁画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鲁迅一方面承受着社会黑暗现状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忍受着个人生活的悲剧。

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温存、没有爱的世界里。

他甘愿在古文化中麻醉自我，让生命在无声的苦寂中耗尽。

鲁迅很少在文章中写下自己的这种心境。

除了曾向好友许寿裳谈过心里的感受外，他差不多一直沉默着。

只是在1914年11月26日，我们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ldo;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

&rdo;[1]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朱安的不满。

当1919年鲁迅把母亲与朱安从故乡接到北京后，两个人的感情依然像过去那样冷冰冰的。

朱安在北京的生活中，就像周家的一个佣人，每天仅仅履行着照顾鲁迅起居的义务。

关于这些，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书中，向我们做了较详细的介绍：

朱夫人（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九）是和鲁迅先生一起搬到砖塔胡同来的，我和三妹都跟着大姐姐称呼她为大师母。

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

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

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

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暗的，朴素整洁。

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

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

……

……大先生和大师母两人同桌吃饭，饭桌上谈话就很少。

大师母如果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大先生或点头，或答应一声，这类是非法的谈话，一句就&ldo;过门&rdo;，没有下文。

然后他们两人静静地各自吃饭。

……在砖塔胡同、西三条我所看到的，大先生和大师母之间除些必要事外，谈话很少。

有一件事：我猜测这是大先生想的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大先生的床下，里面放着大先生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放在大师母的屋门右手边，即桌式柜的左边，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大先生替换的干净衣裤;箱底、箱盖上面各盖着一块白布，外人是不易知道其中的奥妙的。

这样，他们间说话的内容就更加少了。

在砖塔胡同九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甚至连大先生、大师母之间当面如何称呼都不知道;后来也未曾知道。

大概是没有称呼吧，背后他们是随着我们的称呼称对方的，如大师母称大先生为大先生;大先生称大师母为大师母或大太太，有时称太太。

白天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做自己的工作，大师母则在厨房料理饭菜，有时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或休息，或吸水烟，晚上则各到各自的屋里睡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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