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在制订向市场过渡的纲领的过程中，实际是存在着两个中心。

我们准备在9月1日之前拿出自己的纲要来——这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给我们规定的日期。

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在“松树林”

工作。

而在另一处——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宾馆“小松林”

，则集中了“沙塔林派”

的人士。

这里我想提一句，“松树林”

和“小松林”

，大概还没有一个新闻记者不拿这么有趣的名称上的巧合来打趣两句的。

根据阿巴尔金的提议，8月21日我跟他来到“小松林”

，希望能找到个妥协的办法，以求把两股力量团结起来完成共同的任务。

俄罗斯的新总理西拉耶夫也到了那里。

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我把制订政府纲要的情况说了一下，希望找出两个纲要之间的共同点，并再次呼吁共同努力。

可是谈何容易！

我们进入了公然仇视我们的敌人的营垒，我们在那里出现，对于他们就是一次极其不愉快的事件。

而且跟我们谈话的腔调简直就像是老师训斥预备班的学生，几乎就是咬牙切齿的那股劲，哪里还有一点点学界精英温文尔雅的派头！

三个钟头毫无所获地过去了。

我觉得如果要说服，只有说服那些能听你说也想听你说的人才有可能。

我的谈话对象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想做到这一点。

这次会见没有带来任何正面的结果。

相反，它告诉我们，双方之间的鸿沟已无法填补。

而且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他们的所有战术行动，哪怕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受到身在南方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们的指挥的。

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记得，后来的“激进”

市场改革，其源头正出自当年这些跟我对话的人物。

今天，当一个泱泱大国已经不复存在，当俄罗斯和其他那些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正经历着长达多年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和亚辛这些名字乃至他们本人都正在被人们忘记，而亚夫林斯基和亚辛也在矢口　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

也许，面对目前的这种满目疮痍，他们会比较适合于把一切都忘到脑后吧？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这一切正是他们搞起来的。

只是到后来，他们的思想才为新的激进市场派——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接了过去。

戈尔巴乔夫依然在黑海休息，实际上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对工作进展情况不感兴趣。

其实他本是理应对此有生死攸关之感的。

所有这一切再次证明，他有别的考虑，也有别的人可以依靠。

1990年8月20日，总统忽然停止休假，返回莫斯科，会见了制订“500天纲要”

的人们。

从苏联政府的班子里他没有叫一个人过去参加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