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局委员叶尔马拉维丘斯教授，因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场，而遭到立陶宛“民主”

新政权以参加　1991年　1月维尔纽斯电视塔事件的莫须有罪名判处8年监禁。

他说：

1990年1月当戈尔巴乔夫来访会见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局的委员们时我就明白，对这一套搞垮苏联的机制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而且越往后越让我确信，他是在谨慎行事，避免妨碍这些机制的运行。

加之他本人也是按着国外势力操纵下的国际上反动的反共逻辑在行事的。

整个这套把戏我们在立陶宛的人看得特别清楚。

就仿佛在看木偶戏表演：演员和导演在大洋彼岸牵线，而我们的木偶则在自己家里按照他们搞垮这个国家的意图行事。

我想读者已经注意到，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特别是立陶宛，在形势风云变幻的发展过程中，看不到共和国党组织表现出一点点正面立场，起一点点实际的作用。

可当时苏共还是全国，特别是每个地区生活的主导力量。

以我的看法，这些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的威信急剧下降，是两个主要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他们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而当民族主义运动全速运转起来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只好无所作为，退居一旁。

自然，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眼里，他们也就成了民族利益的背叛者。

其次，中央，特别是苏共中央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们无能的行动、拙劣的声明、加上几名书记的言论和两面派手法，将各共和国共产党领导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客观地说，苏共中央没有完成遏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民族主义行动的任务。

前面已经说过，立陶宛更换了党的领导。

第一书记由布拉扎乌斯卡斯担任，后来，在前面提到的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党又发生了分裂。

原来统一的共和国党组织，其中大部分都由以布拉扎乌斯卡斯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组成，在代表大会前夕，他们公开迈出了脱离苏共的步子，这完全是由于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不作为造成的。

立陶宛共产党中的少数派主张留在苏共内部，他们的带头人是历史学博士布罗基亚维丘斯教授。

结果，他因为忠实于苏共而尝到了12年严酷的铁窗风味。

在苏联政权的最后几年，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是鲁比克斯，他也因自己的坚持，在“民主的”

立陶宛坐了6年多的牢。

在爱沙尼亚，党的领导人是维亚利亚斯，他是爱沙尼亚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凯宾培养的干部。

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维亚利亚斯从尼加拉瓜被召回，他当时正担任苏联驻尼加拉瓜大使。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他讲到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信仰，讲到与俄罗斯在一起的统一才是爱沙尼亚的正确道路。

他将自己的意见递交给会议主席团，结果却发现在这些建议中早就明确地包含着将爱沙尼亚从苏联分离出去的路线。

1990年3月10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新一届代表的选举还在进行，可是却已经决定当天晚上就要举行第一次全会。

这种急促的原因，是由于3月12日要在莫斯科提前召开苏联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设立国家总统职位的法律草案，并对苏联宪法作相应的修改和补充。

以当选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为首的立陶宛新领导，无论如何都必须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的决议提交本届大会讨论。

与此相关的还有1990年3月11日深夜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匆忙作出的关于国家独立和退出苏联的决定。

结局是一个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底部已形成穿孔，任你用什么办法也难以修补了。

通过了共和国新国家名称和新国徽的法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或立陶宛，国徽上有一个白马骑士的形象。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一个法令：共和国所有原来的国家管理机关、原有的部、委和主管部门，只隶属于立陶宛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