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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其实，‘反刘’本来就是毛主席的意图，我没有领会错。

我错就错在不该把主席的意图过早地宣扬出去，而且不该听信陈云的话。

他叫我先干起来，等搞出名堂以后再告诉毛主席。

结果现在说我‘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我怎么说得清呀！”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确实只当党的主席，也确实让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

历史也证明，毛泽东确实对刘少奇不满意，并且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

，将刘少奇打倒、置于死地。

事实证明高岗没有造谣；他的错误在于不该随便扩散中央内部的情况。

（二）散播流言蜚语

“财经会议期间，我看到不少人对少奇和彭真、薄一波等人不满，刘少奇一手提拔的饶漱石也不例外。

那时，各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几次来谈工业经济建设及其他工作问题，很少到少奇同志那里去。

他们说：‘你们东北局搞得好，有经验，怎么搞法？’军队的相当一部分干部也对少奇不满，而对我不错。

我非常得意，向他们散播刘少奇的不少坏话，造成‘毛主席已不信任少奇’的不良影响。

当时流传所谓我家里另有一个‘司令部’，并且‘大区支持第二司令部。

’”

“我散播的流言蜚语，如：

说少奇进城以后没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毛主席对少奇不满意；

少奇过去搞人性论，受到毛主席批判；

在方针政策方面，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少奇提出来的，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柳树店休养时说了，校场口事件表明，根本没有‘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央工委在平山土地工作会议的决定有‘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对山西农村互助合作社的批示是右倾表现；城市资产阶级政策，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是‘右’的观点；我还让人转抄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以此攻击刘少奇；说他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套；职工运动的错误不完全是李立三的，而与少奇有关；评议整党，少奇说党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说城市共产党员可以开工厂剥削，农村党员可雇工，富农可以入党等问题，都是错误的，东北顶了他；那次去苏联时，老头子（指斯大林）对少奇的报告不那么满意；还讲过抗美援朝决策时，少奇同志也不那么坚决等等。”

“在组织问题上，我说过少奇有宗派、有摊摊，支持华北的干部；还议论过，中央组织部尽是华北的人，有的人能力很弱，军队干部对这些人不满意；各大区应调一些水平高能力强的人加强组织部”

；说“少奇打算调李雪峰去中央组织部当副部长，说李是否顺手一点，陈正人不顺手”

；还散播“少奇说‘陈正人身体也很差’，打算让李富春做建委主任”

；和陶铸说，“少奇对广西的工作不那么明确地支持。

财经会议时，陶铸听说要调他去政法委员会，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还不是调虎离山。

这些都有挑拨的意思。”

“我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看，好像少奇在重要政策上是不稳的。

这是当时的认识。

我把这些当成自己所需要的，抓辫子，并加以夸大，在背后议论散播，说刘少奇不稳，不能掌舵”

　；“我在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的错误，实际上是指桑骂槐。”

“这些问题，跟大区的个别同志谈过，和中央的几个同志，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林彪、黄克诚等都谈过，和东北的张秀山、张明远等人也谈过。”

“现在检查起来，对这些问题应该正确对待：

‘人性论’是一时的认识，毛主席指出来以后，就根本不存在了。

‘和平民主新阶段’，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形势的估计，随时十分正确是极难的。

关键问题是在实际工作部署上，还是在准备战争，事实上并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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