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问题是制度性的。

评定地方领导人业绩的标准是，他们取得了多少GDP增长、帮助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取得了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比如工业园区的或漂亮的新办公大楼的建设等。

环境保护经常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成本负担。

如果当地的环保局提醒他们所应承担的责任，或者说他们已违反了环保法，地方政府的首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驳回环保局的意见；县市一级的法院和政府部门实际上都隶属地方领导人的管辖。

因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　士认为，制约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挑战。

国家环保总局的潘岳倡议成立一个“公共听证”

制度，在实施重大项目之前，听取专家、企业管理人员和环保人士的意见。

他还补充说，必须加强环保法的执法力度，这将对中国政府产生更大的压力，以建立真正的法治，取代目前由党的官员发号施令的行政制度。

潘先生问道：“过去20多年里，究竟有多少官员因污染自然环境而受到法律制裁呢？”

如果这些理想得以实现的话，将为中国正在推进的民主化进程提供极大的动力。

但是，推出这类权力制衡机制，意味着对官员权力的削弱，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竭力抵制。

中国环境问题的前景并不明朗：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就很难减轻环境危机。

在1989年北京民主示威遭受打击后，政治改革几乎已经不复存在。

虽然中国已进行了几次小型试验，但是距离一种有效体制的实施，以及对单一执政党的权力平衡，似乎还很为遥远。

比如近年来城市里树不见增加多少，植草之风却方兴未艾。

石家庄市园林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贾银亭日前指出，多栽花植草当然是好事，但片面强调以草代木、以花代树则反映出我们在城市生态建设上的一种“绿色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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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同等面积的树木是同等面积草皮绿化效果（降温增湿、提供氧气、吸收有害气体等）的三到四倍，栽植成本却只相当于铺草皮成本的十分之一。

尽管草皮的“绿化”

功能不错，生态效果与树木相比却要大打折扣。

但是，时下一些领导考虑更多的只是如何更快地让城市绿起来、美起来。

种草一年见效，绿油油一大片，显得“政绩”

斐然；种树十年八年才能成荫，为官短短一任，将来树长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政绩”

。

铺草皮使“面子工程”

熠熠生辉，然而一味片面地重“草”

轻“树”

，就很难真正达到人们对环保和生态功能的需要。

等等的问题都表明了我们的面临的问题绝对的比我们想像当中要严重的多，我们的应该做的事情也更多。”

看了一下大家我接了一句：“这个是　我们的基础，西部开发的基础，我们有很多的前车之鉴，我想是不需要我来多少的！”

叹了一口气停了下来。

因为大家的态度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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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的很重要的有关西部大开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