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

（如崎门学派、大冢退野等）相颉颃。

日本古学派的儒者也大都重视经验知识。

例如，山鹿素行曾明确地批评中国宋代学者谢上蔡“闻见之知非真知”

的观点。

荻生徂徕则认为“格物”

就是习熟和力行。

人类的认识固然不能局限于闻见，不能满足于感觉经验，感性知识有待于上升为理性认识，但是，感性认识毕竟是理性认识的前提。

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大多数儒学者较为重视感觉经验，就使他们比中国的儒学者更容易面向自然界，更容易接受西万自然科学，更容易走上近代的科学认识的道路。

不过这离在重视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产生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还有一段路程。

这需要运用实验手段，在人工控制下进行观察，掌握数据，进而运用理论思维的方法提出假设，建立数学公式，进行严密推导、论证、再设计实验，如此循环往复。

然而由于前近代的日本人比较拙于抽象思维，与之相关，又象中国人一样比较地缺少发展近代科学必不可少的形式逻辑传统，因而，日本的重视感觉经验的儒学者最终未能进入近代实验科学的殿堂。

三

日本儒学的伦理观与中国儒学的伦理观相比较，更富于感情色彩　这一特色与日本文化较之理智更重视感情的性格或许有关。

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和相良亨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形成了以“敬”

为中心的儒和以“致良知”

为中心的儒学，但未曾形成以“诚”

为中心的儒学；以“诚”

为中心的儒学是日本儒学伦理思想的特色，它的形成标志日本风格的儒学的诞生。

＇18＇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也曾指出近代日本人强调把诚实（“诚”

）作为主要道德。

＇19＇

然而，考诸中国儒学发展史便可知，日本学者的上述结论是不妥当的。

因为在中国早就存在以“诚”

为中心的儒学理论。

孟子说：“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

这里的“诚”

是真实无妄，诚实不欺的意思，颇有感情色彩。

这或许是“诚”

的本义。

不过孟子又接着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这就把“诚”

高扬为自然界和人际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了。

此后的《中庸》的儒学和宋代周敦颐、明代王夫之的儒学，都是以“诚”

为中心的儒学。

《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认为天道唯诚，然后有物；一切物的存在，皆决定于天道之诚。

这里的“诚”

不仅是道德范畴，而且成了宇宙的本原，具有本体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