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北京四中的这一届学生，大部分被安排前往山西省山阴县插队。

山阴县当时在行政上属于雁北地区（现在归朔州市管辖），地区首府是大同。

所谓雁北，是指雁门关外的一片地区。

那是我们所知道的&ldo;杨家将&rdo;故事中，杨家将与辽国征战的地方。

那里有一个地方叫&ldo;金沙滩&rdo;，使人想起杨家将护驾的故事。

在山阴县南边越过一道山脉便到了雁门关内的代县，有一个叫鹿蹄界的村子，是杨家将的老家。

在山阴县境内，有一些村子的名字使人联想起屯垦戍边的历史：马营庄、射垛……学校开动员会的时候，请了从雁北来的人，他们以人人都说家乡好的热情，向我们介绍了雁北的大土豆、能够长到二十多斤的圆白菜、一尺长的胡萝卜。

讲者和听者都热闹了一场。

不过，报名与否，其实并不取决于这些热闹。

我当时略加考虑，没有犹豫就报名了。

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毛主席当时号召&ldo;知识青年到农村去&rdo;的深刻领会，也不是源于性格中的狂热。

究其原因，基于两点。

第一，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此前，在刚刚开始安排中学生就业的时候，门头沟煤矿曾到学校招工，我和好友刘子琪一起报了名，准备去当矿工，结果他被录取了，我则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政治审查不合格，被拒掉。

后来又有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事，要的人不多，动员时强调那里地处边疆，插队青年肩负着和苏联&ldo;修正主义者&rdo;在一线斗争的重任，政治审查严格，我索性就没有报名。

其实可选择的路子很清楚：肯定是插队，顶多是去哪里的问题。

第二，禀性中根深蒂固地想要做事情，不肯无所作为，而待在北京，不仅无事可做，政治气氛也很压抑，所以很想到外面去释放一下能量。

不管能干成什么事业，干成干不成，总要去干一番吧！

1968年12月24日，我和其他许多同学一起，登上由北京发往山西的运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专列，出发了。

此一去，我在山阴县山阴城公社四里庄大队插队6年，又在大同铁路系统当了4年工人、1年教师，直到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后重新落户北京。

就我个人而言，离开北京去插队，情绪上既不感觉属于忧伤或落魄一类，也不属于狂热一族，大约用&ldo;振奋&rdo;二字比较贴切。

几年的插队生活，虽然没有什么大作为，但是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通过和社员一起努力，提高了生产队的产量，增加社员分配的口粮；自己增加了社会阅历，也多读了一些书，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特别是，离开北京那一天到晚禁锢思想的宣传，我们尝到了自己在迷茫和不确定中探索道路的那种快乐，那种反思和思想自由的快乐！

那几年，我在思想上发生了重要的飞跃，开始反思&ldo;文化大革命&rdo;的实质，反思其历史根源，反思人民公社体制的问题。

在插队期间学会的一首前苏联歌曲很能反映我和一些插队知青的心境，后来和一些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常唱起。

歌的名字叫&ldo;歌唱动荡的青春&rdo;，歌词是这样的：时刻挂在我们心上，是一个平凡的愿望：愿亲爱的家乡美好，愿祖国万年长。

听风雪喧嚷，看流星在飞翔。

我的心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

哪怕灾殃接着灾殃，也不能使我们颓唐。

让我们来结成朋友，我们永远有力量。

……在我插队以后，父亲于1979年去了干校。

我于1979年冬天农闲回北京探亲时，父亲已经不在家。

也许因为父亲不在家，祖父、祖母对我更多了几分关心，这其中也许有来北京之前他们把我带大的那种情感回归吧。

他们问我劳动的情况、饮食的情况、读书的情况，以及同学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