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对撰述的第二种情况也予以说明，在用语上与前种有所差别，显示合撰的份量较前大一些。

在《尚书正义序》中写道：&ldo;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门助教臣李子云等，谨共铨叙。

&rdo;在《毛诗正义序》中又说：&ldo;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辩详得失。

&rdo;

《五经正义》成书后，唐太宗极为高兴，这标志着朝廷对《五经》的历代注解作出了优劣可否、是非曲直的评判，从此对儒经有了权威性的、统一的解释，这实际上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发展历程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太宗亲自嘉奖孔颖达说：&ldo;卿等博览古今，义理准确。

考查前代儒家学说，符合圣人的旨意，真是不朽之作。

&rdo;并赐给孔颖达三百段布帛。

但是，统一儒学思想、将各种师传家法的分歧完全消除，毕竟不是可以轻易达到的事情。

当时就有太学博士马嘉运&ldo;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rdo;。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唐太宗下诏，令详定《五经正义》。

除了原修撰者参予《五经正义》的修订工作外，又分别增加若干学有成就者，最后均由赵弘智重新详细审定。

从原修撰人和后来参加的修订人的身份上看，或为助教，或为博士，集中了国子监和太学中的儒学专家，专业学术水平是全国一流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官职不够高。

唐初朝廷多由宰辅大臣领衔参与比较重要的修撰工作，而作为统一经学思想的《五经正义》，只由教育、文化机构的人员来负责编订，就颇有点不够份量。

于是，朝廷要提高刊修班子的规格和级别，要再一次修订《五经正义》。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也就是唐高宗李治即位的第二年，高宗三月下诏，称去世三年的国子祭酒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有所遗漏和谬误，令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及中书门下，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予以&ldo;刊正&rdo;。

这是最高规格的编写班子，长孙无忌为当朝首辅，另有门下省、中书省长官（即宰相），拥有在思想方针上作定夺的足够权威。

这次修订工作只用了短短两年。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由太尉长孙无忌，侍中高季辅、左仆射张行成、国子监官，将&ldo;刊正&rdo;完毕的《五经正义》上进唐高宗。

唐高宗将《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并且每年的明经科依此考试。

《唐律疏议》内页

（3）主导思想

《五经正义》的主导思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ldo;大一&rdo;之理。

《五经正义》主要对天地人伦的根本法则与儒经理论之间的一致性进行阐说。

它认为，天地与人伦都必须遵循同一法则和规范，而这个法则和规范是先于天地和人而存在的，是一成不变的，儒经理论就是要揭示弘扬这个法则和规范，因而不可怀疑儒经理论的指导性、正确性及正宗地位。

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是重礼，《礼记正义》开头就对儒家之礼作了这样的阐说：&ldo;礼，是经天地，理人伦的。

追究它的起源，早在天地未分之前就有了。

所以《礼运》中讲到：在天地未分之前已经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