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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这就是所谓&ldo;河北三镇&rdo;。

三镇逐渐&ldo;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廷&rdo;，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ldo;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rdo;。

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

这些方镇或&ldo;自补官吏，不输王赋&rdo;，或&ldo;贡献不入于朝廷&rdo;，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

直到唐亡，这种现象也没有终止。

第二，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暴动的高潮。

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

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ldo;编户千余&rdo;，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

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ldo;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rdo;。

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ldo;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rdo;。

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ldo;暴刑暴赋&rdo;，如田承嗣在魏博镇&ldo;重加税率&rdo;，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ldo;物力为之损屈&rdo;，等等。

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ldo;群盗蜂轶，连陷县邑&rdo;，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765年）邠州之乱等等。

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三，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

《旧唐书&iddot;郭子仪传》记载：&ldo;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

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

既乏军储，又鲜人力。

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rdo;，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

杜甫有诗曰：&ldo;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rdo;。

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

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

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

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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