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是一个完全从旧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从小所受的训练就是对古典诗文的熟读和背诵。

我父亲和我的老师都是老北大的外文系毕业的，经常提醒我学习英文的重要，但是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发生了&ldo;七七&rdo;事变，学校就把英文课减少到每周只有两小时了。

中学毕业时，我没有为将来的出路与收入多加考虑，就按自己的兴趣考入了辅仁大学国文系，英文课也只上了一年，辅仁大学的中文系就再也没有英文课了。

大学毕业后从中学教到大学，从一般的古文教到诗词的专著，一直再也没接触过英文。

完全没有想到过出国，更别提什么中西文学理论的结合。

我后来出国教书，是台湾大学派我去的。

我先生因为他被关了那么多年，不想在台湾待了，非要出去。

可是他自己又出不去，所以看到我有机会出去，就坚持让我把孩子先带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

而更巧的是那时大陆是封闭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来往，欧美的学者想学中文的都得去台湾学，而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中国古典诗词都是我在教，教育电视台办的大学国文广播教学课程也是我在教，他们也别无选择，就都到我班上来听课，后来他们又要求把我交换到国外去。

那时我本来也不敢去，因为我英文也差不多忘光了，怎么跟那些洋学生去打交道。

我们全家都到了北美以后，为了全家的生活，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了加拿大ubc大学用英文教书的工作。

我不但每天要查着英文字典来备课，还要查着字典批改作业，看考试卷子和研究生论文。

不过尽管就是这样困难，也没有影响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本来的热爱，我仍然是想把诗歌中的一种感发生命，要尽力传述和表达出来。

我的英语虽然并不高明，但学生的反应很好。

所以我觉得人真的要靠逼，逼也就逼出来了。

我如果不是被这样逼着，我的英文肯定早就忘光了。

像顾先生对我说的要求，我是绝对做不到的。

我就是这样被逼着非要查生字，时间长了，我的英文水平慢慢提高了。

我不但好为人师，也好为人弟子。

我就常常去旁听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课程，借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来看，每当我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时，心里就非常高兴；当我面对一些主观、抽象的传统诗话而无法向西方学生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时，就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说法，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

西方有一位解析符号学女学者克里斯特娃说：&ldo;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无论那是什么理论。

&rdo;也许克氏所说的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她自己足以自创一种理论的缘故；而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我认为&ldo;理论&rdo;只是一种捕鱼的&ldo;筌&rdo;；而我的目的只是在得&ldo;鱼&rdo;，并不在制&ldo;筌&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