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过年——1937年，爸爸由于受够了日伪的剥削，决心不再出去干木工活了。

于是在本村租了两响地起早贪黑的苦苦摆弄着，苗势长得非常喜人，在全村来说数不上第一也居第二。

当苞米长到秀穗儿吐樱的时候，突然一场大冰雹打得东倒西歪，全都折了头，光了杆，爸爸坐在地头上，两手抱着膝盖，眼睛发直不时的长长叹着粗气，自言自语的喊:“天哪！

天！”

一直坐到天快黑了也不肯回家，最后妈妈来了才算好歹把他劝回去，到家之后一头栽到炕上，再也没起来。

病了一个多月才见好。

对于遭此天灾的农民来说，时间过得是那么的快，转眼已是秋天了。

日伪村公所三番五次催着要“出军粮”

和各种捐税，地主领着账房先生连连登门收地租子，逼得老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爸爸愁着交不上“出军粮”

的事怎么也想不出一点缝来，最后绝望地往炕头的炕上一靠，长叹了口气说:“这真是要人的命啊！”

“……命……咱倒是有几条，但就是当不了“出军粮”

和“捐税钱，如果能当的话我就去顶。”

妈妈坐在炕稍一面低着头给爸爸缝着裤子，一面沉思着说。

“咱们……真的倾家荡产了！”

爸爸把头靠到墙上，眼睛望着房朳。

“倾家荡产？”

妈妈停下手里的针线望了眼爸爸继续说:“除了全家四张嘴以外，连条狗都喂不起，有啥“产”

可当，说“倾”

家还贴点儿谱。”

“是啊，你怎么嫁了我这个这么个穷光蛋，跟着遭这份儿不应该遭的活罪。”

“你瞎说些个啥呀！”

妈妈狠狠的瞪了一眼爸爸。

“现在满算上有几户人家享福的？反正都是穷，嫁给谁也是照样遭罪，现在这个年月谁都是打一棒子躲一躲。”

“有的打他一棒子还有个地方躲，可我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

爸爸欠起身子往后腰掖了掖破被子，眼睛望着窗外出神……

“谁家的苦，谁自己知道就是了。

咱还是想想咱们自己怎么办吧？”

妈妈沉默了会儿说。

“现在又能有什么办法？已经是山穷水尽。”

“我看你还是得出去躲一躲，转悠转悠，省得再来催粮，要税的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