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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二回 灵活应变克时艰 教条主义招失败（第3页）

北线的广昌保卫战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敌人打破，整个局势日益危急。

博古、李德亲赴广昌前线去督战，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到四月下旬，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带领数名警卫离开瑞金，前往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

毛泽东赶到会昌的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

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随后，他与何长工一起视察前沿阵地，向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指出：“你们打得很好，坚持了半年之久，阻挡了敌人的进攻。

现在应该把主力撤下来，进行整训。

用小股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与刘晓、何长工等制订了南线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

针对陈济棠的粤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强调道：“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

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者的洋办法作战，什么以堡垒对堡垒，以集中对集中，这是以卵击石。

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就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

接着，毛泽东又召集红二十二师干部开会，进一步指出：“不能盲目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死打硬拼；而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一方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红军主力从前线适当后撤，缓和了紧张局势，为开展谈判创造了良机。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

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及时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实际状况，并建议派人与陈济棠谈判。

周恩来接受了建议，指派何长工、潘汉年潜入敌占区，与陈济棠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

、“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

等五项协议；为后来大转移时顺利突破敌军防线开辟了一条通道。

六月下旬，毛泽东接到紧急通知，返回瑞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着重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

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内线不利，应主动转移到外线作战。”

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只是决定派遣红七军团六千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遣红六军团去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试图用这两支部队转移敌人的视线。

然而，实施的结果很不理想，由于转到外线的兵力过于单薄，并未起到调动敌人，减轻苏区压力之作用。

此时，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步步为营，向中央根据地腹部节节推进。

敌人的飞机频繁地对瑞金实施轰炸，局势越来越紧张。

尽管博古、李德逼着红军指战员用血肉之躯和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硬拼，但却无法改变失败的大局。

到了九月，除南线无战事外，北线、东线均被敌人突破，西线也岌岌可危。

打破敌人的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战略转移这一条路可走。

毛泽东无权指挥红军，但却密切关注着苏区的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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