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的，他的心情依然是沉重和忧伤的。

当我几次坐在他的对面，并和他探讨

二千年前那个放羊的小孩，是怎样拿着火把寻找丢失的羊群，并把兵马俑坑

焚烧殆尽之时，他那有些灰黄的脸上始终透出一种压抑的气息。

当我第一次来到秦俑馆和副馆长吴永琪交谈时，得知他原来是一个北京

知青，初中毕业或者还没完全毕业，就离开首都北京那平坦的街道，来到陕

西的黄土高坡接受教育了。

这个时代具体算起来，应该是比李鼎弦先生走进

监狱时晚几个年头，但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人生的命运也是接

近的。

稍有不同的是，李鼎弦实实在在地下了大狱。

吴永琪则是从北京的四

合院走进祖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山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然，和吴永琪同时代或稍晚些时候来到这里的，还有一批数量相当可

观的知青，只是吴永琪更能让人瞩目一些，这不仅因为他后来有幸读了大学，

又当上了秦俑博物馆的副馆长，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他早年曾主持过秦陵铜

车马的修复工作，由于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毅力出色地主持完成了这项工

作，所以他自然地就要引起世人的瞩目，那么，他的名字也将有可能和铜车

马并存。

直到今天，秦俑博物馆真正事业有成的人员为数不多，而为数不多的人

员中竟有那么多不同的悲怆故事，也着实让人感到有些震惊了。

如果回过头

来看看那个时代，看看那个&ldo;文革&rdo;的大框架中包含着的一个个事件性的小

时代，竟觉得有些闹剧的味道，荒诞的模样，当这一切经过了之后，当今天

的国门已经打开之后，谁都会这样冷静地想到：试想以上诸君的政治命运中

假如没有那段痛苦的岁月，他们将为这个民族多做多少善事？

光阴荏苒，人生苦短。

才眨眼的功夫，秦俑考古队和秦俑博物馆的第一

代人，几乎都不在岗位了。

记得我第一次来秦俑馆时，宣教部主任马青云女

士跟我谈起她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里根夫妇的故事，谈笑风生间，显得那

么年轻而富有生气，那么潇洒活泼，那么让人激动和感奋。

当我第二次来的

时候，她已经退居二线，尽管她的谈话依然幽默风趣，她对我的帮助依然热

情坦诚，但我还是感到她和几年前的那个她已有了不少的差异，望着她两鬓

斑白和显然是走向衰老的面容，我的心中翻起了一股莫名的无法言状的悲伤

情绪。

也难怪，她的女儿，当年在我面前活蹦乱跳的小女孩，也将要做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