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的大会开得死气沉沉。

第二天，我们都在斯科普科洛围在一张小桌旁吃午饭，但我们没有回到讨论上来。

现在没人再有那种神圣的激情，因为议定书仍然没有签字，我们有点怀疑整个事情是否可以搞成。

然而，女历史学家那一组在一天上午来到萨特的寓所同&ldo;四人小组&rdo;见面;她们显得极愿合作，对节目一事兴趣甚浓。

钱的问题变得紧迫了。

5月12日（星期一）我们四个人在萨特的住处会面;朱利昂也在，我们每个人都急切地同他交涉;他显然缺乏诚意。

整个事情都取决于──至少在表面上──我们的工作被划为哪一类。

如果它是一个戏剧节目，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资金;如果它是一个记录片，我们只能得到这笔钱的三分之一。

朱利昂劝说电视作者和作曲者协会的会长阿兰&iddot;德考把它归到戏剧一类。

我们约他在下一个星期三会面，萨特在给朱利昂的一封信中解释了自己的态度。

让-保尔&iddot;萨特巴黎，1975年5月15日电视台二台台长巴塞尔&iddot;朱利昂先生大学路158号巴黎第七区我们一致同意由我创作一部电视作品，即一组在一个综合性思想指导下的节目，它由图象、对话和评论制作而成，评论者有的是七十五年以来历史中的角色（我是其中之一），有的是扮演历史角色的演员。

显而易见，我们没有声称要考虑到这段历史的所有事实：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文献式的客观性。

我们对历史材料进行了选择，这些材料是围绕一个特殊主体的历史──我的历史──而进行加工的。

确切地说，我们要做往事的叙述，我们希望电视观众从自身历史出发，来判别这一历史中的真理和谎言。

我们打算给作品以一种史诗的性质，使它成为本世纪的长篇传奇。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要运用各种美学手段：

──象征手法（例如，在第三部分引出《恶心》的主题）;

──抒情风格（例如，在第三部分回顾西班牙）;

──真实再现（例如，在第一部分中将出现一位1917年的战争顾问）;

──戏剧场面（萨特和演员们各自表演自己的角色）：

──材料的借用（例如，第二部分借用关于克朗斯塔德的俄国文献，这与它们原来的使用目的并不一致）;

我们上面谈到的处理手法只是一些例子：它们不具有限定意义。

因此，我认为，这一作品只能被看成电视戏剧节目，完全不是记录片。

5月22日德考来见萨特;他态度非常和气，完全理解我们的意思。

他把这个节目归到戏剧一类，这使节目有可能很快上演。

维克多写信给历史学家们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这时，同电视二台的对话仍在继续进行。

6月11日，在沃尔弗罗姆的家，举行了一个至少有十四人参加的报告会，包括朱利昂、埃德兰-帕泰的代表，罗歇&iddot;路易和视听协会理事皮埃尔&iddot;埃马纽埃尔。

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孔达和阿斯特律克的电影《萨特自述》在电影院或电视屏幕上映出，这可能会形成与电视二台的节目唱对台戏的局面。

这个问题因塞利曼──这部影片的制作者──给朱利昂写了一封信而后得到解决，他保证在萨特提供给电视二台的十个节目播完之前，电影不上映。

6月18日，我们的律师凯杰曼同电视二台的律师布雷丁会面，他们起草了一个由萨特和朱利昂签字的议定书。

6月底历史学家和其他有关摄制人员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他们对此事充满希望。

7月5日萨特离开巴黎，他并没有那么乐观;因为6月30日他写信给朱利昂，要求与他会面，但朱利昂没有答复。

虽然这个计划使萨特很忙，他这一年还从事了许多其它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