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爱姆&iddot;伯尼尔有一个谈话录。

《萨特论毛主义者》，发表在1973

年2月号的《现状》。

他分析了自1968年5月以来他的政治活动，特别是他介入《人民事业报》。

他说，&ldo;我相信非法活动。

&rdo;他仍然把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现代》上面，在它的1月号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选举：一个欺骗傻瓜的圈套》。

在这篇文章中，他拒绝间接民主体系，认为这是有意让我们变得软弱无力‐‐把选民分裂成原子，把他们变为系列。

这一期所有文章的宗旨都是同样的，表明《现代》同人们在政治上的一致。

这一期在读者中造成了极大反响，萨特感到非常满意。

2月，他在接受《明镜》的一次采访中又回到他对法国政治的分析。

在这一个月里他和《解放报》记者还调查了维勒诺夫-加勒内的大住宅区。

他觉得这次考察没有多大用处。

在《解放报》6月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一些青年人发了言，萨特参加了讨论会但没有讲话。

2月底，萨特的支气管炎发作。

他很快康复了，但这使他有些疲劳。

3

月4日（星期天），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

《解放报》请萨特以此为题写一篇文章，这个晚上我和米歇尔&iddot;维恩同他一起去编辑部办公室。

有许多人在那儿从收音机里听选举结果，收音机的噪音、人们的争论声，十分嘈杂。

萨特坐在桌子一角，为第二天的《解放报》写一篇重头文章。

萨特十分自豪，他写得又快又好，不受喧闹环境的影响。

而我却在一旁为他的身体担心。

这天晚上对于他是严峻的考验。

第二天他同米歇尔在&ldo;圆顶&rdo;吃午饭，她总是让他喝得太多，他们为了一个访问记又回到报社。

一路上交通拥挤，去的时候坐出租车走了三刻钟，回来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将近七点钟，我碰到他，

1这是萨特仁爱之心的一个例子：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帮助别人，即使他对这个找他的人很少好感。

他对我说他很疲乏。

八点左右他去阿莱特家看电视台播放的一部影片，后来她告诉我，他到她家时精神不太好。

接着第二天中午前后，阿莱打电话给我：&ldo;萨特不怎么好。

&rdo;前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他的病突然发作。

他的脸扭歪了，烟从手上掉下来，明明坐在电视机前却问：&ldo;电视机在哪儿?&rdo;他好像一个九十岁的老糊涂。

手臂第三次麻痹。

泽登曼早有提防。

马上去给他作佩尔瓦卡明注射。

萨特打了一针。

他的胳臂能活动了，脸也不歪了，但头脑还是不怎么清醒，我给在萨尔佩特里尔医院的莱布教授打了电话，他答应我在两天内来看萨特。

这天晚上博斯特来看我们。

萨特在他之前到我这儿。

我对萨特谈到他的病的发作;他几乎什么都不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