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写着这些字句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怎么会有这种忧伤的预感?我想，尽管我外表显得十分镇静，实际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为他的健康担着心。

第一次警报是高血压的发作，1954年夏天萨特刚从苏联旅行回来就进了医院。

然后是在1958年秋，我又经历了焦虑1。

萨特很侥幸地逃脱了一场大病的袭击。

从那以来，病魔的阴影始终威胁着我;医生们对我说，萨特的动脉和小动脉太狭窄。

每天早晨，当我去叫醒他时，我总是先急着去探查一下他是否还在呼吸。

我不是真正以为他会死去;这更多地是由幻觉造成的一种反应，但这对我已意味着什么了。

萨特的这些新的不适感使我可悲地意识到一种脆弱，事实上我并未视而不见。

第二天，萨特基本恢复了他的平衡，并去看了他的常任医生泽登曼大夫。

泽登曼说需要作检查，他对萨特提出忠告，在下星期日去找专家诊断之前，不要让自己劳累。

专家莱布教授看了后也不能确诊。

他认为丧失平衡能力可能是由内耳或脑子里的毛病引起的。

他要萨特作一个脑拍片，但拍片结果表明没有什么东西不正常。

萨特感到疲劳。

他的嘴里生了一个脓肿，而且感冒了，10月8日，他终于无比兴奋地把关于福楼拜的原文的手稿交给伽利玛出版社。

毛主义者组织了一个旅行，想让他去福苏梅尔和其它工业中心，这样，

他可以研究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

10月15日，医生禁止他外出。

泽登曼还请了别的专家检查他的眼睛、耳朵、颅骨和脑子‐‐不少于十一次会诊。

医生们发现他的左半脑的循环系统的功能严重失调（这半脑管说话），血管有一部分很狭窄。

他不得不少抽烟，忍受着一系列大剂量注射。

两个月后医生又给他搞了一次脑拍片。

这时他已经痊愈了。

但他的身体再不能过度劳累。

事实上，既然&ldo;福楼拜&rdo;已经结束，萨特也没有理由再让自己劳累过度。

这时，他读手稿和侦探小说，根据初步打算，他还想写一个剧本，10月间他还为雷贝罗尔举办的&ldo;和平共处&rdo;画展写了一个前言。

我们非常喜欢他的画。

在罗马他和我们一起度过两天的时间，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我们同他的妻子‐‐一个活泼的挺逗乐的的亚美尼亚少妇‐‐会面时，我们也非常喜欢她。

以后一些年我们也常见面。

他们是弗兰吉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