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二年夏天就是1950年6月底7月初，彰化女中的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我们彰化女中连校长在内共有六个老师都被抓起来了，我当然也在其中。

一起被抓的除了校长、我，还有教数学的张书琴老师、教国文的苏镛老师，另外还有一对夫妇，先生是教物理的刘春恒老师，他的夫人是教化学的王秋玲老师。

那时是白色恐怖时期，国民政府很害怕共产党，他们觉得每个人思想都有问题。

不知是什么人告发了我们的女校长。

有什么可告发的呢？当然有。

首先是跟训导主任吴学琼住同屋的杨菁已经被关起来了；后来我先生也出了问题，而且是从彰化女中抓走的，是校长请我来教书的；还有校长的叔叔本来也在这个学校教国文，后来回了大陆‐‐这些都是使她有嫌疑的原因。

我们都被关在彰化警察局，让我们写自传、自白书，我们都写了。

后来他们要把我们这些人送到台北宪兵司令部去，我就抱着吃奶的孩子找到彰化警察局局长。

这个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跟他说我先生已经被抓起来了，我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孩子在台湾无亲无友的，把我送到台北，举目无亲，万一有个什么事怎么办？在这里起码还有我的同事和我教过的学生，有什么事还有他们照顾着，你就把我还关在彰化警察局吧，反正我也跑不了。

过了不久彰化警察局把我先放了出来，校长她们就都被送到了台北。

后来听说这个警察局局长是辅仁的校友，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

出来以后，有人就劝我，彰化女中你是不能再待了，这里出了这么多事，你先生还没有被放出来，万一过两天再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呢！

不如离开吧。

我想也是，就辞掉彰化女中的工作，带着女儿离开了彰化。

因为我在学校工作都是住在宿舍里，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住处。

最近两年（已是时隔五十年）我又去过彰化女中，我当时住的校长官舍还在，现在彰化女中的校长还热情地欢迎我，还请来了当时跟我同时在校担任家事课的一位女老师来相见叙旧。

当年离开彰化女中，我真的无家可归了。

没办法我只好带着女儿投奔了左营我先生的姐姐，住在她家。

姐夫在海军工作，我先生是被左营的海军抓走的，这样也可以顺便打听我先生的消息。

我先生的姐姐家也很挤，是那种日式的房子，只有两个小卧室，姐姐、姐夫住一间，她的婆婆带着两个孩子住一间，我带着女儿就睡在走廊里。

走廊也很窄，没有床铺，白天当然不能睡，到中午吃过午饭，人家都要休息睡午觉了，小孩子睡觉不一定是那么准时，我怕吵了人家，就抱着女儿到远处的树下去转。

你要知道那是台湾的南部，是高雄、左营的夏天，而且是七八月，炎热的程度可想而知。

有的时候我抱着女儿在大太阳底下走好远，到军营办公室去打听我先生的消息。

到了晚上，小孩子可以随便放一个地方先睡，我一个年轻的女子，只有等人家都睡了，我才在走廊铺一个毯子，打一个地铺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