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叙述这些荣誉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因为它们显示出共和国对文化的态度。

当时我深受感动，因为这是人民的爱，对我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在君主政体时代，王室家族待我极其亲切，但这份温情不见得也反映在政府官员的举止上。

举例来说，当我巡回演奏抵达某个异国城市时，不曾有西班牙王朝的代表，无论是大使还是领事，到车站迎接我。

可是在共和国时期，当我到外国去，只要我造访的城市有西班牙大使馆或领事馆，我总会发现大使或领事在车站等我，而且他们会提供一部车供我使用，在我停留期间尽可能地协助我。

我的意思并非是自己像个显赫的贵宾，正好相反，他们让我觉得自己是家庭的一分子。

事实上，当时我为了加泰罗尼亚的事务十分忙碌，因此不像从前那么乐于到国外旅行。

不过，有一趟旅程是我特别乐意的：一九三四年秋天前往苏格兰。

就在那趟旅程中，我与阿尔伯特·史怀哲首次相遇。

我们两人均受邀去接受爱丁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我的老友唐纳德·弗朗西斯·托维爵士当时在那所大学担任音乐教授，他邀请我指挥爱丁堡的里德交响乐团，乐团首次演出的是由他作曲并献给我的一首大提琴协奏曲，这个优秀的乐团由他创立并担任指挥。

托维是我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音乐学家，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在音乐方面的知识无人能及，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出色的作曲家。

他还是个极其优异的钢琴家，在某些方面是我听过最好的。

我认为托维是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我热切期待与史怀哲的会面。

我不仅熟悉他关于巴赫的文章，对他这个人也极为佩服。

在爱丁堡那一次，有好几场公开和私人的音乐会，我所演奏的巴赫让史怀哲非常兴奋。

他恳请我留下来，因为他想听更多的巴赫，可是我无法停留，因为还有其他预定行程，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我就得去赶火车。

我收拾好行李，匆匆沿着走廊离开，此时我听见身后有跑步声。

我回头看，是史怀哲，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看着我，带着那种动人的表情，反映出此人极大的同情心。

“如果你非走不可，”

他说，“那么至少让我们亲昵地道别。”

他说的是法文，“让我们在别离之前以昵称来称呼彼此。”

[2]我们互相拥抱后道别。

从那一天起，我们便保持着密切联系。

我们之间相隔遥远，史怀哲大部分时间都在他创立的兰巴雷内[3]医院，我们后来只见过两次面。

但我们经常通信，二战之后，我们共同致力于阻止原子弹试爆，并且警告世人核武战争的可怕威胁。

史怀哲真是个了不起的巨人！

他确实是这个世界的良知。

即使在我们这个苦涩的时代，单是想到他就足以让人对人性怀有希望。

西班牙共和国的领导人知道在某些事情上我跟他们意见不同，我也毫不犹豫地表达出这些歧见。

他们知道我虽然拥护共和政体，但我仍旧跟西班牙王室家族有亲密情谊，他们尊重我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