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中国的国情。

一个外国人一旦确立其地位之后，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斯诺的分析，入木三分。

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不只从端纳而开始，也不会随端纳而结束。

不能设想，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在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中国，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一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

翻阅《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发现两则与端纳当时活动有关的电文。

一则是12月15日的《孔祥熙关于端纳抵陕谒见蒋介石情形致龙云密电》:&ldo;顷接端纳自西安电话报告，昨抵陕，已谒见委座，甚为安适，余人亦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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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是12月16日的《何成浚关于端纳由西安回洛阳及其与张学良商谈情况致龙云密电》:&ldo;本晚端纳顾问回洛梗况:委座已前往张学良住宅之后楼，本日将移较舒适之处，器具甚好。

端曾陪张见委座，所商皆政见问题。

委座初甚愤，以后表示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

而对方认为无保障，要求孔部长来商此事。

现蒋夫人之意，孔有心脏病，不能来。

可否由其偕同宋子文先生或顾墨三来西安。

今后如何决定，尚不得知，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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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这些密电即可看出端纳在突发事件中的特殊作用。

端纳的特殊性还在新闻报道上体现出来。

斯诺回忆，张学良在12月19日曾向外国报界发表声明，为自己尚未释放蒋介石做出解释。

这份电报曾从西安府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希望由他散发给其他记者，但新闻检查官扣压了这一电报。

这一声明另有一份抄件也交给了端纳，斯诺在书中所引用的电文内容，即来自端纳：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

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

很遗憾，听说端纳没有写个人回忆录。

二次大战后，他因病死于上海，带走了太多内幕。

也许，他早就做出了对西安事变中他为之斡旋的全过程保持缄默的承诺。

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中，了解他的行踪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