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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2页）

周作人对古代典籍的兴趣，受鲁迅的影响是自然的，在帮助鲁迅抄书的同时，也涉猎了其他的古董，收益很是不小。

读他此时写的日记，可见出鲁迅在情趣上对他的熏染之力。

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周氏兄弟主要把精力放在寂寞的抄写古籍与整理故乡的文化沿革之中。

此间鲁迅完成了《岭表录异》、《古小说钩沉》等，周作人则把精力用在了儿童文学研究、译书、抄古文等方面。

从当时的治学状态上看，周作人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醉心于古文物的收集外，对古代民谣、儿歌、日本民间文化、希腊文化、西欧神话等，都有研究，并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绍兴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儿童文学研究文章，用力殊多，他的高雅的品位已在那时露头。

不过，周作人写的许多文章，大多让鲁迅看过，经过哥哥的润色，才拿出来发表。

鲁迅是看重弟弟的学问的，在广度上，显然不及弟弟，但文字功夫，鲁迅却好于作人。

从现在保存的一些兄弟的同篇文章手迹中，可见出周作人对哥哥的信任态度，鲁迅的认真劲也一清二楚。

但无论是整理古籍，还是从事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他们精神深处，似乎仍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通过对旧文化或域外文化的反省，来思考改造中国人精神的原动力。

在周作人看来，是一种美育的问题;而在鲁迅那里，大概是在寻找民智与民魂。

请看周作人在《搜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中写的文字，便可见他们在文化学上的一种热情：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

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

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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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实地调研劲头，比鲁迅的抄古碑是不相上下的。

看看他写下的诸篇学术小品，便可领略那时的状态。

现在想来，他们回国后，从职业来看，在知识分子那儿，还算不错的。

鲁迅曾任师范学堂监督等职，周作人则被推举为教育会长，可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仕途上，业余时间，差不多都陶醉于书趣之中。

这是留学归国后两人的默默思索的时期，也是重新设计自我、探求人生之路的苦闷期。

试想一下，当他们从热烈的、充满诗情的留学生活，忽地返回到停滞的故国，心境是怎样的复杂。

摩罗诗人式的激情与尼采式的声音，在枯寂的抄古书的劳作中，渐渐地弱小了，绝望与希望，于此中同时并存着。

历史在悄然地变革着，青春也慢慢地从体内流过，他们似乎听到了历史与人的残酷的进化之声。

然而传统的黑暗使他们一时无法调动自己的全部热情，而是一任长夜在无声地流动。

读那时鲁迅写下的文字，大概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我想，他们的心境，大致有相似的部分，彼此的世界，也多是如此。

有什么比无奈更让人痛苦么?周氏兄弟在故乡工作的几年里，是深味寂寞之味的。

鲁迅不久便对教育工作失望了。

他有个时期，想到上海的报馆和编译馆工作，但由于对方不了解他而未能如愿。

离开教书工作，另谋职业，原因有多种。

一是对绍兴政局的不满。

辛亥革命后，绍兴一如既往，恶势力照样横行于城内外。

一些人貌似绍兴革命党人，实则对百姓亦有凶残状，鲁迅与这些人的对立越来越明显。

二是兴趣转移，他似乎对潜心治学和独立的社会活动产生兴趣。

所以当1912年2月，许寿裳写信催他去南京任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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