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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当时的鲁迅12岁，周作人8岁。

家人怕兄弟们被株连，遂将其送到皇甫庄外婆家避难。

这个意外的打击，鲁迅留下的印象极深，也是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被压迫的苦果。

外婆家的避难，鲁迅受到了乡人的冷眼，寄人篱下，且看人的脸色生活，纵使是亲人，内心亦多有痛楚。

这大概是促使他早熟的一个原因。

直到中年，提及此事，他依然耿耿于怀。

但周作人，因年龄与性情的关系，避难的日子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他所看所感，却与哥哥大不相同。

两人的个性差异，在这时就显示了出来。

《知堂回想录》说：

在大舅父卧房间壁的一间屋内，是我们避难时起居之处，鲁迅便在那里描《荡寇志》的插画，表兄绅哥哥也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帮助了写背面题字;至于图画则除鲁迅之外，谁都动手不来了。

《荡寇志》是一部立意很是反动的小说，它主张由张叔夜率领官兵来荡平梁山泊的草寇，但是文章在有些地方的确做得不坏，绣像也画得很好，所以鲁迅觉得值得去买了&ldo;明公纸&rdo;来，一张张影描了下来。

此外也是在这间屋里，我们初次见到了石印本的《毛诗品物图考》，后来鲁迅回到家里，便去搜求了来，成为购求书籍的开始。

这是日本冈元凤所著，天明四年甲辰（一七八四）木板刊行，雕刻甚精，我曾得有原本一部，收藏至今。

总而言之，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但这或者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在那时候是有点麻木的。

鲁迅在回忆这时便很有不愉快的印象，记得他说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要饭的，大概便是这时候的事情，但详情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表兄们所说的闲话也难说吧。

但是我们皇甫庄的避难也就快结束了，大约是租典的期限已满，屋东要将房屋回收的关系吧，所以小舅父搬回安桥头老家去，大舅父一家人迁居小皋埠，我们也就于癸巳（一八九三）年底一同搬去了。

[4]

随后，更大的灾难又降至家中。

先是小姑母病故，接着父亲一病不起。

为了救父亲，一面变卖家产，一面求医买药，这一切，便自然落到长子鲁迅身上。

整整4年，他差不多天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ldo;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rdo;（《呐喊&iddot;自序》）可以想像出，当少年鲁迅疲惫地奔走于绍兴的街市间时，内心是怎样的压抑。

他是爱父亲的，但沉重的精神打击，终使父亲倒下，且越来越虚弱。

4年后，便死去了。

鲁迅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是充满悲哀和怨恨的。

《父亲的病》写他对中医界的昏庸大夫的看法，带有强烈的忧愤和厌恶之情。

庸医误诊父亲的病，又荒唐地下药，使他过早地体味到了人世间的无奈。

读《父亲的病》，便可看到鲁迅心头抹不掉的阴影，那是怎样忧伤、绝望的文字。

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年，忍着耻辱，一遍又一遍地希望着，又一遍又一遍地绝望着。

中医本来有它固有的科学道理，但因夹杂太多的经验性与迷信性的东西，又与民俗信仰结为一体，它的有效性，便自然可疑了。

况且父亲得的又是重症。

鲁迅后来绝望于中医而选择学西方医学，和早年不愉快的记忆是分不开的。

这记忆太痛苦，乃至使他中年之后从事创作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灰色的回忆一次次搬出。

《朝花夕拾》中尽管亦有迷人的乡俗与童趣，但早熟的少年对苦难的体味，已流露其间了。

人无法摆脱早年记忆带来的一切，这先验的认知之网一旦形成，便像与生俱来的疤痕一样，长存不息。

鲁迅后来的多疑、敏感，固然与性格有关，但少年时代的不幸，其深重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但周作人对父亲的死，却显得平静多了。

也许是因为年少，写回忆文字时又是老年，所以看不出多少悲怆的余音。

那一切，在笔下都过于平常，似乎一个淡淡的、远逝的梦，仅在宁静的笔致间，轻轻一滑，便过去了。

周作人的痛感显然不及长兄，他大约不是那类过于神经质的人，说其是常态的读书人，大概是准确的。

鲁迅对父亲死时的描绘，与弟弟有着明显的差异，且看两人笔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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