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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1页）

我们继续往下读。

在交代了背景之后，就直奔题旨：《我之节烈观》，也就是我怎样看待&ldo;节烈&rdo;，把&ldo;节烈&rdo;置于被审视（审判）的地位。

首先就要弄清楚所谓&ldo;节烈&rdo;是怎么一回事;经过一番讨论，鲁迅做了这样的概括：&ldo;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

&rdo;‐‐这实际上是树起了一个论战的靶子;然后开始进攻，提出&ldo;疑问&rdo;。

但鲁迅又声明，&ldo;我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rdo;，&ldo;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rdo;。

把批判的锋芒直指&ldo;多数国民&rdo;，也即&ldo;节烈&rdo;论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基础，这确实是鲁迅所独有的眼光。

鲁迅一开口便提出三个&ldo;疑问&rdo;：&ldo;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rdo;&ldo;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rdo;&ldo;表彰以后，有何效果?&rdo;‐‐鲁迅说，这是&ldo;依照旧日的常识&rdo;提出的质疑：在中国传统中一向是&ldo;男子做主&rdo;，&ldo;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lso;阴类&rso;，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rdo;，&ldo;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rdo;;而现在是你们男子将国家&ldo;治&rdo;得&ldo;国将不国&rdo;，怎么将罪责推之妇女，还要她们来独自承担&ldo;救世的责任&rdo;呢?鲁迅在这里揭示的正是&ldo;以男子为中心&rdo;的旧道德的内在矛盾。

接着鲁迅又提出了两个更带有根本性的质问：&ldo;节烈是否道德?&rdo;&ldo;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rdo;‐‐鲁迅说，这是&ldo;略带二十世纪气息&rdo;的问题，它所依据的正是新世纪的新道德：一是&ldo;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rdo;;一是男女&ldo;一律平等&rdo;，&ldo;有一律应守的契约&rdo;，&ldo;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rdo;。

应该说，这两条新道德原则的提出，在中国的思想史、伦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而且在一方面盛行极端利己主义，一方面却有人不断鼓吹极端利他主义的道德高调的今天，也还不失其意义。

问到这里，本已经抓住了节烈论的要害;但鲁迅还要进一步追问：如此不合理的节烈，&ldo;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rdo;于是，鲁迅就把他的质疑伸向历史、文化、社会的深处，追问&ldo;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rdo;?

这一追问，就有了几个重大发现。

一是&ldo;节烈&rdo;并非自古有之，&ldo;直到宋朝，那一班&lso;业儒&rso;的才说出&lso;饿死事小失节事大&rso;的话，看见历史上&lso;重适&rso;（再嫁）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rdo;，&ldo;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

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rdo;。

这样鲁迅就把他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宋以后的&ldo;业儒&rdo;，即以宣传儒教为业的道学家们。

鲁迅进一步揭示这背后的社会原因：&ldo;其时也正是&lso;人心日下，国将不国&rso;的时候&rdo;，&ldo;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rdo;;&ldo;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rdo;，&ldo;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rdo;。

这就是说，愈是面临社会危机、道德危机、民族危机与统治危机，就愈要鼓吹节烈这类旧道德，这几乎是一个规律：这是节烈&ldo;何以通行&rdo;的真正原因，也是鲁迅的一大发现。

问题是，面对这样的&ldo;日见精密苛酷&rdo;的&ldo;畸形道德&rdo;，&ldo;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rdo;鲁迅指出，这是根源于&ldo;妇者服也&rdo;的儒家传统观念：妇女&ldo;理应服事于人。

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rdo;。

那么，男子&ldo;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rdo;答案是：&ldo;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lso;业儒&rso;的垄断了。

宋元以来，尤其利害。

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

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lso;异端&rso;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

况且世人大抵受了&lso;儒者柔也&rso;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

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rdo;，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明知节烈的不合理，也是不会有真正的改革的。

这里，同样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汉以后&ldo;独尊儒家&rdo;的思想垄断与对&ldo;异端&rdo;的压制;同时，也指出了鼓吹&ldo;述而不作（传旧而不创始）&rdo;的儒家传统对知识分子的消极影响。

‐‐不难发现，鲁迅在追问节烈发生、通行，不生改革的原因时，都指向了儒家传统及其背后的统治者，而其重点即是所谓&ldo;儒效&rdo;。

经过这一番追根溯源，问题已经十分清楚。

但鲁迅为了进一步剥夺节烈论鼓吹者的资本，又发出三个&ldo;疑问&rdo;：&ldo;节烈难么?&rdo;&ldo;节烈苦么?&rdo;&ldo;不节烈便不苦么?&rdo;&ldo;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rdo;‐‐如果前面的疑问，是着重于揭示节烈的不合理，这三问则揭露了节烈的&ldo;不合人情&rdo;。

而&ldo;不节烈便不苦么?&rdo;这一问，更是引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

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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